内三院初步完善文馆改为内三院，不仅正式升为国家机构、职能扩大，还任命刚林任国史院大学士，范文程、鲍承先任秘书院大学士，希福任弘文院大学士，除鲍承先于崇德三年（1638年）改吏部参政外，其余三人终崇德朝未变动

以文馆人员为内三院首领，既确立了刚、范、鲍、希的地位尽管此时品级不高，又保证了内三院的相对独立性

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仅改巴克什为笔帖式，宁完我就曾言“我国笔帖赫包之称，于汉一言为书房，朝廷之上岂有书房之理官生杂处，名器未定，更易布置，止一矢口之劳，皇上何惮而不为也” 天聪六年（1632年），文馆李栖凤曾奏“臣一向蒙大海及众榜式言臣小心勤谨，说奏过皇上，遂令臣办写国书

收掌一应文书，总在大海经营，今大海病故，书房事宜竟无专责，其柜子中收贮文书，人得乱动臣言轻职微，实难担当，不容不奏，倘有漏泄疏失，臣万死不足惜，有负皇上任使至意

” 因此有文馆秀才杨方兴建议“书房中当用贝勒

书房实六部之咽喉也

一切往来国书暨官生奏章，俱在于斯，若无总理之人，未免互相推诱

”·…臣想六部皆有贝勒，面书房独无，乞皇上择一老成通达政事的贝勒，在书房中总理

……或三五日来一次，内则查点书房本稿，外则代伸六部事务，凡大小奏章，先与贝勒说过，该进上者进上，该发部者发部，庶书房官生有头领，好用心做事，再各分执掌，总听贝勒约束，方成个大规矩

” 虽然设立内三院是政治所需“南朝（指明朝）以文臣内监专守各城，其人未尝不可招之，使来也

彼见我国不用文臣而文臣之心益坚，不用内监而内监之志益固

以臣之意，皇上且立文官内监之名，使彼之文臣内监闻风而动，其贪慕之心则自然归顺矣

……又曰改文馆为内阁中书科以彰官制，其笔帖式亦应加中书科名色，分大小副参

游守为阁老、翰林等官” ，但毕竟由最初宁完我向太宗要求定立名分，太宗说慢慢来，到后来馆臣提议通过贝勒执掌提升文馆的地位，再到最后确立为独立的政府部门虽比照六部设置，因贝勒不总领统摄，由文馆里杰出的文臣统领，具有很强的政治独立性，用当时人的话来概括就是“虑国事无纪纲也而设六部，虑六部有偏私也而置六科，虑科臣阿党君心宜启沃也而置馆臣，虑下情上雍君心受欺也而置通政，此数事皆相因相制，缺一不可者

” 又由于内三院无贝勒统领，故皇太极时期官品不高，但内三院是皇帝所钦用，故备咨询、启沃君心这一重任非六部所能比拟

内三院的大学士、学士们为皇太极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出谋划策，是皇太极的智囊团

对皇太极的改革，从纲领、措施到实行积极参与，提出建议并监督执行

按从文馆到内三院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尽管从职能、官阶上他们的权力仍依附于皇权，然而机构的规范化、权责的明确化为其迈向政治成熟、政治独立提供了制度保障

尽管内三院确立的官阶照军阶给予且较为低微，但官阶的出现确立了他们的地位，地位的确立尤其对汉文臣来说是种身份的象征，也是对他们才能的肯定

文馆、内三院满文臣、汉文臣的地位有尊卑之别，与对太宗的重要度的多少无直接关联，主要体现于文化上尊崇满文臣翻译国书、记载实录等，所以很难从他们掌握的权力来区分满文臣、汉文臣地位尊卑，也无所谓文馆之首、内三院之魁，史料中的记载也无非是种文化的肯定

对贝勒权力来说，文馆、内三院是直接向皇帝负责，与他们的权力并无直接关联，对他们不会造成实际影响，此时的他们还是并行不对立的两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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