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历史评价义和团运动首先是一场伟大的农民起义性质的反帝爱国运动，由于十九世纪末西方列强在中国侵略的加深，洋人和教会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引发中国人民奋起反抗，进而引发了义和团运动
别人欺负你，你奋起反抗，西方列强欺负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奋起反抗，这是非常正当的道理，因此义和团运动的本质是正当的，是自卫性质的，是对于中国人民抵抗外国侵略有积极意义的
虽然当时义和团运动被西方认为是一场扶清的排外运动，但其也确实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能力
其后掌握朝政的中国慈禧太后也认识到无论先前她的态度如何，若想避免清朝灭亡，中国势必进行改革
在各大帝国中，日本由于率先协助军事镇压义和团拳乱而得到国际威望，这也是日本军队第一次被视为一只国际力量
如上所述，由于日本军队在辽东和满洲东部省份希望扩展势力范围而长期与沙俄军队的矛盾最终使得两年的谈判破裂并爆发战争
德军在镇压义和拳暴乱后被冠以绰号为“匈奴”
而在沙俄方面，俄国对辽东的租界（1898年）被正式得到承认
美军第九步兵团因其在战役中的表现被冠以绰号“满人”
直至今日，该步兵团（驻扎在韩国Camp Casey）仍然会每季徒步行走25哩以纪念那次惨烈的战役
能够成功完成的士兵将被授予一面绘有中国龙的绶带
也有人抛开义和团运动的起因和历史环境，孤立的讨论认为义和团的行为除了杀害无辜的外国人外、也直接造成许多教民受害，而且针对对象从光绪帝（所谓一龙）、李鸿章、奕匡（所谓二虎）、京官大臣（所谓十三羊，或谓三百羊，宣称京官除十八人外全应杀）至洋人、教民、普通百姓（所谓十毛），无法无天，除屠杀外，，不论以中外的传统道德观点来看、义和团的行为实属野蛮残暴
如据当时记载：“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
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
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
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
”“义和团之杀教民毛子也，备诸酷虐，锉舂，烧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杀，殆难尽述
京西天主堂坟地，悉遭发掘，若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诸名公遗骨，无一免者
胜代及本朝御碑，皆为椎碎
保定属有张登者，多教民，团匪得其妇女，则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体，以为笑乐
”中国台湾人（不分统独）及许多海外华人对义和团的评价极差，义和团已经成为迷信及暴力的象征，更成为骂人用语
义和团几乎是找无辜者泄愤，不但受害的外国人多属无辜，更有许多中国人直接受害，唐德刚将义和团与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武斗相提并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2000年梵蒂冈“封圣”事件中（名单系由台湾教团推荐），大多数被“封圣”的圣徒是义和团运动中的“殉道者”，但在中国方面看来则视其为帝国主义的帮凶，这也凸现了教廷方面与中国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事后梵蒂冈教皇曾为封圣日与中国十一国庆撞期而道歉，但无意改变封圣的决定
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
”“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说：“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
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
”（《华工学校讲义》）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1日）中说：“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
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陈独秀在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1918年）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潮流的特征，陈独秀最后总结说：“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
我国民要想除去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
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孙中山：大东书局《三民主义浅说》《民权初步·第五讲》像庚子年发生义和团，他们的始意是要排除欧美势力的，因为他们要排除欧美的势力，所以和八国联军打仗，当时所用的武器便是大刀
要用大刀去抵抗联军的机关枪和大炮，那种举动就是当时中国人对于欧美的新文化之反动，对于他们的物质进步之抵抗，不相信欧美的文化是比中国进步，并且想表示中国的文化还要好过欧美
就那次战争的情形而论，西摩有几句批评说：照当时义和团之勇气，如果他们所用的武器是西式的枪炮，那些联军一定是全军覆没的
但是他们始终不相信外国的新式武器，总是用大刀、肉体和联军相搏，虽然被联军打死了几万人，伤亡枕藉，还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
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
不过庚子年的义和团，是中国人的最后自信思想和最后自信能力去同欧美的新文化相抵抗
由于那次义和团失败以后，中国人便知道从前的弓箭刀戟不能够和外国的洋枪大炮相抵抗，便明白欧美的新文明的确是比中国的旧文明好得多
秋瑾《精卫石》（秋瑾弹词《精卫石》手稿）：“义和拳酿成大祸难收拾，外洋的八国联军进北京
”蔡元培《华工学校讲义》（1916）：“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
”袁伟时认为：“大陆历史教科书对义和团的评价是有意美化的，义和团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反帝和反封建
”严复在1902年发表于《大公报》的《主客平议》一文：“嗟呼！庚子妖民愚竖，盗兵潢池，其遗祸国家至矣，然而其中不可谓无爱国者
特愚妄愤戾，而其术又纯出于野蛮，此其所以终被恶名，而无以自解于天下
呜呼！亦可伤已
”康有为《拳匪头王培佑超升京尹论》：“那拉后、端王、庆王、荣禄、刚毅、赵舒翘，此六人者结通团匪，以戕杀西人，欲拳之平，非去主使拳匪、任用拳匪之人不可
”瞿秋白在《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一文中曾指出：“游民阶级，失业的劳动阶级，因为自己经济地位及生活条件的缘故，不能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和阶级觉悟
”宗教战争哲学家唐君毅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民间道教与西方基督教之间的宗教战争
他说：“与近代中国文化问题，及西方经济、政治、宗教之力量之传入，密切相关之大事件，一为太平天国之乱，一为义和团之变
如果要在中国史上找宗教战争，则此二者在一义上，亦可说是宗教战争
太平天国，可说是变相的基督教与儒教之战争
而义和团则是民间的道教与基督教之战争
当然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之事件，其产生之原因主要是政治的，太平天国是要排满，义和团是要灭洋
但在口号标语上说，太平天国明是打着上帝的旗帜，而义和团之口号，亦是要排斥洋教，而打着中国道教诸神的旗帜
此中不能说莫有中西宗教思想的冲突的问题在内
因而亦可说为一宗教战争
如西方之宗教战争，其背景中亦兼有政治经济的原因，而不失其为宗教战争
此二次宗教战争，第一次中国之儒教胜了，第二次中国之道教败了，连整个中国亦败在西方国家之前
自此下去，西方教士之传教事业，更日益在下层社会，进行无阻
”权力斗争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另一原因是清廷的权力斗争
唐德刚将义和团比喻为红卫兵，而将刚毅比作林彪，惇亲王载濂、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庄亲王载勋四兄弟比作四人帮
载氏四兄弟、刚毅及其一帮扶助义和团的大臣，赵舒翘、毓贤、董福祥等，利用义和团的民间力量及慈禧太后对洋人又怕又恨的心态，排斥光绪帝等帝党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本拟废光绪立载漪之子大阿哥溥俊为帝，但遭到西方列强反对，因此，载漪等人对西方列强及光绪帝极为仇恨
在多次御前会议上，他们当众羞辱光绪帝及主和大臣，溥俊甚至直斥光绪为二毛子
1900年6月25日，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四兄弟率义和团六十多人欲弑光绪，被慈禧太后阻止
但慈禧太后虽保住了光绪的命，却也忌他们几分，无法控制他们
董福祥的甘军杀了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后，慈禧太后曾召董福祥及载漪面斥，欲下旨惩办，但董福祥以甘军哗变来要胁慈禧，慈禧也只好作罢
而其时清廷中也有很多人将义和团当成升官发财的好机会，“士大夫谄谀干进者，又以义和拳为奇货”
如御史徐道焜上书：“洪钧老祖令五龙守大沽，龙背拱夷船，皆立沉”，御史陈嘉称自己“从关壮缪得帛书，书言无畏夷，夷当自灭”，“当是时，上书言神怪者以百数”，当时的报纸评论说：“推本言之，有守旧，而后有训政，有训政，而后有废立，有废立，而后有排外
”“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党祸之战争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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