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人文色彩第一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人文色彩第一,北京大学的艺术教育带有鲜明的人文色彩,并且有着很强的学术性

北京大学的艺术教育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理念的指导,这就是蔡元培先生的美育思想

所以北京大学的艺术教育带有鲜明的人文色彩

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初建时的宗旨是“研究音乐,陶养性情”,1920年10月修改章程,宗旨改为“研究音乐,发展美育”

美育是人文教育

人文教育面对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

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的内涵就是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

所以北京大学的艺术教育从一开始就没有停留在技术的层面,而是自觉地引导学生去追求一种更有意义和更有价值的人生,去追求人生的完美化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

中外的教育史都证明,一所大学如果十分重视艺术教育,如果它的艺术教育有着丰富的人文内涵和人文色彩,那么它所培育出来的学生总是更富有活力,更富有创造力,更富有进取精神,具有更开阔的胸襟和眼界,具有更深刻的人生体验,具有更健康的人格和更高远的精神境界

与此相联系,北京大学的艺术教育显示出很强的学术性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就是在蔡元培先生的提倡下,北京大学十分重视美学理论的研究,因为美学是艺术教育的灵魂

当时有邓以蛰先生教美学,之后朱光潜先生、宗白华先生这两位美学大师又先后到北大任教

这使得北大的艺术教育有了一种学术的、理论的依托,并且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形成了一种优势

这是非常重要的

再一方面,就是长期以来在北京大学从事艺术教育的教师大多数都是具有深厚文化修养的学者,是学者兼艺术家,或者说是学者型的艺术家

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一说

例如邓以蛰先生(1892-1973)

他是清代大书法家邓石如的五世孙

他本人的隶书、篆书都达到很高的境界

同时他又是哲学家、美学家和书画鉴赏家

他曾经担任北大哲学系的主任,长期讲授美学、美学名著选读、西洋美术史等课程,并且写了《书法之欣赏》、《画理探微》、《六法通诠》等学术著作

他是学者兼艺术家,是学者型的艺术家

又如萧友梅先生(1884-1940)他先后留学日本和德国,不仅学习音乐,而且学习哲学和教育学

他在莱比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古代乐器考》(1916年)

1921年蔡元培聘他到北大任教,同时有两个职位,一个是哲学系讲师,一个是“音乐研究会”导师(后来任“音乐传习所”教务主任)

他除了教学和组织、指挥管弦乐队,还创作了《春江花月夜》等近百首歌曲以及大型合唱曲、大提琴曲和管弦乐曲,同时他又编写了《钢琴教科书》、《小提琴教科书》等大量教材,写了《和声学》、《普通乐学》等理论著作和《中国音乐的比较研究》等理论文章

萧友梅先生是学者兼艺术家,是学者型的艺术家

又如陈师曾先生(1876-1923,又名衡格)

他祖父陈宝箴是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是著名诗人,弟弟陈寅恪是著名历史学家

他的家庭背景使他从小打下了极其渊博深厚的国学基础,使他的山水、花鸟和篆刻都取得很高的成就

他还写了《文人画之价值》等学术论文

他与齐白石交谊极深,他的艺术思想对齐白石影响很大

他劝齐白石自出新意,推动齐白石开始“衰年变法”

他在艺术教育方面的成就也非常大,王雪涛、王子云、李苦禅、刘开渠、俞剑华等人都出自他门下

陈师曾先生也是学者兼艺术家,是学者型的艺术家

再如沈尹默先生(1883-1971)

大家都知道他是大书法家

他初学欧阳询,后学褚遂良,晚年张扬二王,影响极大

但他同时又是学者

早在1913年他就受聘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

他写的古体诗词清新秀逸,也很受赞扬

沈尹默先生是学者兼书法家,是学者型的书法家

季羡林先生曾对“学者书法”有精妙的论述

季先生说:“学者书法不仅讲求书法的典雅清正,而且要求书法有深厚的文化意味

学者书法不仅仅是艺术,而且是文化,同时也是学者对汉字的美化和文化化

从学者书法作品中可以看到学者的文化修养和宽宏眼界

”“学者书法”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在北京大学一百多年的历史上,有很多著名学者都是书法家

他们深厚的学养,使他们的书法作品具有季先生所说的深厚的文化意味,从而有特殊的审美价值

现在我们进入了21世纪

北京大学作为一所综合大学,特别是一所研究型的大学,在新世纪发展艺术教育,仍然要重视美学和艺术理论的研究,并且要着重培养艺术研究和艺术教育的高级人才

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培养实践型的人才,要培养专业艺术家(特别是那些要求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实践类专业)

有人看到我们重视美学,认为这就表示我们忽视艺术,看到我们强调学术性,强调培养理论人才,认为这就表示我们轻视艺术实践

北京大学的历史可以表明,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例如宗白华先生,他是哲学家和美学家

他从哲学和美学的高度研究中国古代绘画、书法、园林、舞蹈,提出了许多原创性的见解

艺术界的朋友公认,宗先生对中国艺术的见解极其精深微妙,艺术界至今没有人能超过他

又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邓以蛰、萧友梅、陈师曾、沈尹默等等先生,他们深厚的学识,他们的哲学、美学修养和理论研究,并没有妨碍他们的艺术实践,而是拓宽了他们的胸襟,涵养了他们的气象,培育了他们的人生感、历史感和宇宙感,因而从精神—文化的层面上提升了他们的审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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