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学院大学学校历史赫伯恩的经历明治学院大学的创设者赫伯恩 (James Curtis Hepburn,1815-1911)，1815年3月13日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米尔顿，赫伯恩的祖先是从苏格兰搬到爱尔兰的苏格兰爱尔兰人
在信仰忠诚的双亲的庇佑下成长的赫伯恩于1831年考进了以培养传教士为目的的美国长老教会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创立的普林斯顿大学
毕业后，立志从医并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进修，直到1836年
赫伯恩的婚姻和在中国的传教尽管以私人开业医生的身份从事医疗的工作，但对海外传道有使命感的赫伯恩与同样对海外传道关教的克拉拉 (Clara Mary Leete,1818-1906) 邂逅了
两人于1840年结婚后应聘参加了美国长老教会面向泰国的传教士派遣计划，并于第二年 (1841年) 3月从波士顿港出发
夫妇二人于1841年7月到达新加坡，他们在航海的过程中经历了克拉拉夫人流产的悲痛
在新加坡的时候，宣传教地从当初的泰国改为中国的厦门
由于鸦片战争的缘故，不能直接渡航，所以必须一直等到2年后，也就是1843年的11月才到达厦门
期间，赫伯恩夫妻遭遇了一个小孩生下之后不到几个小时就夭折的不幸
厦门虽然风光明媚，但是水质却很差并且疟疾肆虐
克拉拉在这里产下一男儿，命名为塞缪尔·德布托
只有塞缪尔这个孩子被这对夫妇抚养成人
克莱拉产后恢复得很差，加上夫妇二人都患上了疟疾，所以不得不放弃传教的念头
一家三人于1846年3月回到了纽约
赫伯恩回到纽约后的生活归国后的赫伯恩在纽约开始了治疗活动
从旧大陆潮涌来的而来移民充斥了当时的纽约
卫生状况十分恶劣，瘟疫蔓延
赫伯恩对霍乱患者进行了合理的治疗，得到很高评价的医生
同时，因为精通宾夕法尼亚大学传统的眼科治疗技术，医院日益兴旺，自然财源广进
但是，由于繁忙而连遭厄运
回国后出生的三个小孩 (2岁、3岁、5岁) 因为疾病 (猩红热和赤痢) 相继离开了人世
赫伯恩在给弟弟斯莱特的信 (1855年8月1日写) 中这样写道：“我的心就象撕裂般的痛!哦，纽约，你是何等恐怖的地方!如果给我翅膀，我一定要飞到某个安静的地方去!如果我的想法亵渎神灵，那么，神啊!请宽恕我!”赫伯恩的日本传教志愿和来到日本美国于与1858年的幕府缔结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
听到这个信息，赫伯恩于当年年末拜访了美国长老教会海外传教局并申请被派遣到日本
第二年 (1859年) 的1月，申请被批准
赫伯恩没有得到双亲的理解，就这样把独子塞缪尔 (14岁) 托付给了朋友并关闭了兴旺的医院
赫伯恩于1859年4月24日从纽约港出发，绕道好望角，在中途停靠香港和上海之后，于10月17日的半夜到达了神奈川海面
赫伯恩在晚年的时候给纽约的传教总部的书信 (1881年3月16日写) 中这样写道：“接受去日本的使命时，我的心不再操心与家乡有关的很多繁重家事
我心情愉快、精神抖擞地出发了
始终停留在我脑海里的，是我在中国的作为最早传教士的生活，以及将在日本的第二次传教士经验，还有就是最重要的传教事业的理由
”赫伯恩在神奈川的治疗事迹决定在神奈川的净土宗成佛寺定居的夫妇俩，到了1860年，已经与附近的日本人结为友好邻居
虽然当时被幕府禁止向日本人宣传基督教，但医疗行为已被默许
请浏览写给纽约传教总部的信函 (1860年5月14日)
“我们在街上走路的时候，大家都开心地的向我们微笑和点头打招呼
我虽然还没有给这些人开药效大的药，但这几天，我给四名患者做了治疗
当中的三名是我们这里的负责治安的优秀武士，我只是做了小手术，就解除了大家的痛苦，他们显得特别地开心
”从1870年开始就开始与赫伯恩交往甚密的W.E.格利菲斯，在他的自传里对当时日本的卫生状态进行了如下描述
这样，你就能够理解日本人对赫伯恩的医疗活动是何等感激
“除了街上有很多的乞丐，还有貌似鬼怪的人的样子，丑陋、东歪西倒、肮脏，令人不堪入目，还有可恶的疾病在蔓延
那时的日本还没有医院
”几乎在进行治疗活动的同时，赫伯恩夫妇开始了对日本人的教育活动
那就是赫伯恩私塾最初的形态，为后来的明治学院和阜氏女子学院播下了一粒麦种
赫伯恩在1861年6月22日的书信中做了如下描述：“我们把召集人员组成学员或学者小班
对慈善诊所感兴趣的并成为我的助手的两个学生过几天会来
日语老师 (指教赫伯恩日语的日本人，引用者注) 和我们的仆人的儿子开了个小班
我太太每天下午教一、两个小时的英语
他们两个都是很勤快、很能吃苦的学生
”赫伯恩在横滨的教育和词典编撰活动赫伯恩移居到横滨居留地39号新宅的时间是1862年12月
利用住宅里的慈善诊所开展教育
第二年的秋天开始，在赫伯恩夫人的努力下开始成形，赫伯恩私塾这个名字诞生了
高桥是清 (历任日银总裁、财政部长和总理，在二·二六事件中被叛军用凶刀刺死) 、林董 (Hayashitadasu) (驻英公使，曾为日英同盟缔结尽力尽力；历任外交部长、通信部长)、还有益田孝 (三井物产的创设者) 为首的人才在赫伯恩私塾学习过
尤其是林董，据说久久不能忘记赫伯恩夫妇的教育之恩，在自己的履历书上注明自己的毕业校是赫伯恩私塾
将赫伯恩私塾转让给巴莱夫妇赫伯恩不仅年龄大了，在圣经翻译上也占用了很多时间，到了1875年就把赫伯恩私塾移交给有忠诚信仰的学校教育专家巴拉 (John Craig Ballagh,1842-1920) 和他的夫人
后来赫伯恩私塾就被称为巴拉学校
到了1876年，赫伯恩关闭了慈善诊所搬迁到横滨的山边居住
赫伯恩在1882年4月6日写的书函中，对巴拉作为教育者的影响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没有人能象巴拉先生那样可经营学校
他是个很耐心和很亲切的人，对学校也非常关心
巴拉先生就象学生们的父亲，又象他们的朋友，很好地监管着他们
如果你对日本青少年的事情了解的话，那么，你就能明白巴拉先生做得相当出色
不知道实情的人可能会把日本的青少年称为天使，但是还不如说他们是无知、傲慢、任性和不听讲的家伙
”东京一致神校的设立美国长老教会、美国和荷兰改革教会和苏格兰一致长老教会 (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 of Scotland) 三个传教组织，于1877年合作在东京筑地创立了《东京一致神校》
这时，以美国荷兰改革教会的布朗 (Samuel Robbins Brown,1810-1880) 在横滨山边开设的布朗私塾 (横滨共立学校的旧址) 为首，各传教机构传教士主持的神学私塾一起合并到东京一致神校
东京一致神校后来参入了明治学院的设立
赫伯恩私塾的后身称为巴拉学校的赫伯恩的私塾于1880年搬迁到东京筑地，设有有大学课程，改称为筑地大学
筑地大学于1883年和位于横滨山边的开展神校教育预备教育的先志学校合并并改称为《一致英日学校》
赫伯恩私塾的后身“一致英日学校”由4年制的大学和2年制的预备科组成，大学的授课全部用英语进行
之后，预备科搬迁到东京神田淡路街改称《英日预备学校》
一致英日学校和英日预备学校以后都参入了明治学院的设立
明治学院的创立和白金校园的开设根据源于宣传教士布朗的神学教育的《东京一致神学校》，作为赫伯恩私塾后身的《一致英日学校》和《英日预备学校》这三个学校的教育机关的合同，于1886年设立了《明治学院》
在1886年举办的首届理事委员会制定了创立明治学院的方案
东京一致神校改称为明治学院日本语神学部、一致英日学校改称为明治学院普通部本科、把英日预备学校改称为明治学院普通部预备科
校址定在明治学院大学所在地白金
校舍和寄宿宿舍落成于第二年 (1887年)
把校舍称为三德馆
另一方面，寄宿宿舍因其木造建筑雄伟而自豪，据说在当时的东京可是数一数二的
它被称作赫伯恩馆，耸立于白金的山坡上
《明治学院五十年史》 (1927年) 如下记载了这两幢建筑物
在三德馆的后面，特别在二楼礼堂的大电灯之下，星期五晚上举行每周一次的的文学会，给在校的学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赫伯恩馆的五楼，占据了非常有利的眺望角度，向西边可以远望到从武藏野到秩父那边的富士山，东临品川湾可以看到对面的房总半岛的群山
进行视野开阔的眺望，以及很多有志人士每天在那里进行早拜
令人依恋的灯光从又泽山的窗口放射到夜晚宁静的校园
这些，都深深地印在寄宿生的脑海里
赫伯恩回国与他一生贯彻的信念在日本逗留了33年之后，在1892年的秋天，赫伯恩决定回美国了
在白金的明治学院举行的送别会上，对来惜别的每个人这样说道：“我真的很感谢神，让我在这三十三年来，在这个国家里停留，用尽我的一生帮助日本人
啊……我要回到我的祖国去了，我的工作已经结束
我会在我的祖国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去天国见我父母
”在老的时候将要离开日本的赫伯恩的心里一定感慨万千，他还说了这样的话：“我们夫妇没几年能活在世上了，但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日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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