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院文化专制数千年以来，中国历代中央政权一向强大，必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一方面是频繁的自然灾害，辽阔的国土，恶劣的周边环境；一方面是一盘散沙般的农牧经济，低下的生产力和众多的人口

为应对上述问题，早在秦代，便形成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汉代，又以“独尊儒术”的方式完成了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

二者相互依存，最高统治者与知识界建立起共生关系，正式确立了法统（政权体系）、道统（文化体系）二元格局

皇帝据法统而南面称尊，君临华夏；士人倚道统而安身立命，承传文明

皇帝可操利刃而生死、荣辱士人；士人可搦秃笔而臧否、褒贬君主

皇帝授士人以官爵，士人扶君主以智力

对士人之需求与对历史之敬畏的双重因素使得君主不敢过于骄纵，为所欲为；而士人亦可售才学于朝廷，待价而沽

人主或为寻求智力支持而礼贤下士，如刘备之三请诸葛；或为不留千载骂名而强压怒火，如曹操之不斩弥衡

士人或为保持自然天性而辞官高蹈，如陶潜之采菊东篱；或因注重享受生命而放浪形骸，如杜牧之江南落拓，由汉至唐，士人之地位虽有沉浮，但基本稳定，中华文化于稳定中走向昌盛

这一时期，作为皇帝首席助手和百僚之长，丞相的选取标准一直以才学为主流，地位尊崇而相对稳定，也是士人尊严与权益的重要依托

就在这一时期，科举制度与翰林院制度应运而生

其初始目的，就是最高统治者借其获得知识翘楚所提供的智力支持，而其发展脉络则显示出双方在互动过程中一直在探索实现二者结盟的最佳途径

但令人遗憾的是，此后二者的关系却一直向着法统日隆而道统日损的方向发展

士人逐步将所有权力与尊严奉献给最高统治者，而作为知识界的幸运儿的翰林群体和功名获得者以牺牲自身尊严的方式换得剥夺其他人尊严的权力，如法炮制，逐层效仿，使得社会底层成员几乎丧失了一切尊严和权力，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

君臣关系从汉唐之坐而论道，经宋代之立而听命，发展为明清之跪而请旨，尊卑关系绝对而僵硬

中华文化体系中的民主精华被不断荡涤，迫使亿万苍生不得不匍匐于专制强权的脚下

在此过程中，翰林院与翰林群体一直起着决定性作用

明代，以废除丞相制度为标志，皇权更加恶性膨胀，继而以翰林为主要选择的对象的大学士制度开始出现

与丞相相较，大学士无论是权力还是地位，均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士人地位也随之沉沦

造成了二百余年间凄风苦雨，星月无光

为适应执政需求，清代摸索出一系列提高最高统治者个人素质的有效方法，由翰林培养出的清代诸帝大多聪明 天纵，精力过人

他们立于权力之颠，控制着庞大的统治网络的弛张，顾盼自雄，不可一世

一方面利用科举和翰林院制度，给无数士人以诱人的天梯，定期制造出些许幸运个体，以粉饰太平，引导天下士子皓首穷经，在科场拼杀至死；另一方面又张牙舞爪，对一切他们认为的不稳定的文化因素予以围剿、荡涤，直至大开杀戒

康熙时，满洲翰林朱天保，雍正时，汉族翰林、榜眼戴名世，皆因文字狱而成刀下之鬼

有清一代，共罗织文字狱160余起，终于使知识界形成了万马齐喑，上下失语的可悲局面

探究清帝心灵深处，文化上以低制高带来的自卑感与人数上以少至多带来的恐惧感交织一处，致使他们终日惶惶，变态过敏

他们倚重满蒙翰林尤其是满洲翰林，视为心腹，并通过他们带动、改造汉族翰林，使之最终几乎不知气节为何物，死心塌地甘当帝王之鹰犬

其所作所为，不仅使明代时士大夫尚存留着的东林党之气节至清代已无从寻觅，乃至对近现代乃至当代不少知识分子的政治软骨症与气节缺失症的形成，亦负有不容推委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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