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同文书院书院性质日本人在中国开办的东亚同文书院，历时长达45年，培养了一大批从事中日经济、贸易、文化、教育、外交等领域的人才，为中日文化交流曾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由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所处的时代，正是中日两国国力与国际地位发生剧变的特殊时期，也是日本侵华逐步加剧的时期，再加上该书院本身的半官方身份(接受外务省机密费资助)，其所作所为早已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教育机构，更重要的是为日本的侵华战争和对华殖民需要服务
东亚同文书院最引以为荣的是“大旅行”，最值得骄傲的是调查报告
从第一期学生到日本战败，书院的旅行调查持续了45年，参加者达5000多人，旅行路线700多条，仅第5期~42期学生的旅行线路达676条，足迹遍及除西藏以外的中国所有省份，个别的调查小组远达东南亚、俄国的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被称之为世界最大的旅行调查
旅行调查的内容无所不包，仅第5期~42期学生留下的旅行志就达32部、数十亿字的调查报告书，其深度和广度超过了旧中国历届政府对中国的任何一次调查
1906年有一位英国军官在参观完书院后，听到一位中国官吏说：“1870年，德法战争之时，德国人了解法国的事情要比法国人详细；日本人了解中国胜过中国人对本国的了解
”这些调查活动经过整理之后，除了书院和东亚同文会各保存之外，还必须送参谋本部、外务省、东亚同文会各一份，这样调查活动就与日本侵略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行径连在了一起，同文书院这样的行动并形成大量的文字说明，为日本侵略中国提供了大量准确的情报
而且，其中部分调查是直接受日本政府的指派而进行的
调查旅行历时最长的一次，是2期生林出贤次郎1905年的新疆调查旅行，共274天，跋涉天山北路，直抵中俄边境的伊犁（此人后来成为伪满皇帝溥仪的随从翻译）
1905年，书院学生林出贤次郎、波多野养作等人受日本政府委托开始奔赴新疆伊犁进行调查，这是英日同盟成立之后，为了共同的利益，双方约定合作调查俄国在远东的势力，英方负责从印度到新疆西南之线的调查，日方调查从新疆伊犁到蒙古的库仑之间的地区
7月18日，林出贤次郎从北京出发，单骑出玉门关，经吐鲁番、乌鲁木齐、直达伊犁，历时一年多；波多野养作则历时21个月，从乌鲁木齐向青海、宁夏而返
另外三名学生分别赴乌里雅苏台、库伦、布多等地
林出贤次郎等人调查结束后，完成了《外蒙古视察复命书》等报告
由于林出等提交的情报详细而且从政府中获得了中国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实情，对其决策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故除很多奖励外，还被外务省录用为官员
东亚同文书院将学生将所获情报成册，名为《大旅行志》、《深入内地》、《大陆漫步》等
他们把搜集到的政治、经济情报撰写成所谓的调查报告，每年印五份抄本，分别提交日军参谋本部、外务省、农商务省，东亚同文会、同文书院也各保存一份
后来以这些调查报告为基础，同文书院出版了《支那经济全书》和《支那省别全志》，类似于对中国综合国力的普查
毋庸置疑，这些调查报告为日本制定侵华政策提供了难得的参考情报
同文书院在华活动45年，培训了5000多名情报人员，仅毕业大旅行侦察线路，就多达700余条，足迹遍及中国各地，积累了如山资料，多保存于爱知大学
鉴于对书院完成“负有国家重大使命的大旅行”的奖励以及为后续服务的后勤保障更加完善，自1907年开始，日本外务省出资3万元(每年1万元)作为书院中国旅行的补助金
大旅行有了经济保障，遍及中国各个角落的大旅行开始进入了成熟期
而1937年第37期生的大旅行，则“应时局之需要，以长江流域和海南岛为主要范围，分别编成了占领地区工商业、在华日人居住状况、外国人权益状况、日人在华发展状况和新政权的经济统制等各个调查班”
东亚同文书院的毕业生大部分都留在了中国，进入了日本在华的军政外交机构、工商企业和各地的伪政权，尤其是在满铁，毕业生多得难以统计清楚
学生之外，初创时期的森茂教授，是个著名的“大陆浪人”，1907年到满铁调查部工作后，参与了川岛浪速的满蒙独立运动
书院学生直接参加侵华战争或作随军翻译更是不计其数
回到日本的也从事与中日关系有关的工作，直接服务于日本的军方和政府
全面抗战开始，东亚同文书院便撕扯下了学术机构的面纱，开始明目张胆地配合侵华日军活动
以“学徒出征、翻译从军”为名，协助日军作战
据1938年的调查，该院2684名毕业生中有1487人留中国，其中有415人在日本侵华机关和伪满及蒙疆机关中服务，剩余的均在日本在华企业、银行、商务等部门工作
由于该院与日本外务省有不寻常的关系，其毕业生曾任职于外务省的有近200人之多，日本在华领事馆内布满了书院毕业生
另外，该院同侵华组织“满铁”有很深的关系，其毕业生从第一期起，差不多每年都有在“满铁”就业的
而“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与沈阳的“满铁调查部”，被并称为日本在中国南北方设立的两大情报调查系统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曾先后派出14批“中国通”间谍，以旅行为掩护，到中国各地实况测绘5万分之一标尺的军用地图
测绘路线包括新疆、内蒙古、西藏等偏远地区
这些地图往往精确到地表的一棵树一间房，将路径、矿场、水源等相关信息全部涵盖，标注尤其细致入微
这些事关中国生死的绝密地图，在日军侵华过程中，起到了极为关键作用
仍有大批日本人在中国非法测绘地图，其目的何在？此外，1918年，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增开中华班，招收中国籍学生，共办11届，毕业生约百人
这批人中包括后来的76号头目李士群
1919年，东亚同文会为培植亲日势力，决定以退还庚子赔款为名，在天津、汉口设立同文书院附属学校，由众议员柏原文太郎筹办
1921年12月，天津同文书院在海光寺日本兵营附近成立，主要招收中国学生（1925年改为“中日学院”），该校校址即今津师范大学北院
汉口同文书院位于古德寺附近，被当地人称为东洋学堂，1927年改为私立汉江中学（1945年后勒令关闭）
东亚同文会及东亚同文书院，成为了日本在侵华战争过程中最重要的情报机构之一
骨干成员中仅担任过日本首相的就多达6人（大隈重信、犬养毅、内田康哉、近卫文麿、清浦奎吾、阿部信行）
当然，毒蛇巢穴中并非是铁板一块，也有着思想的冲撞，以及敌对的博弈
对于中国近代史产生过重大影响
“革命宣传家”邹容、辛亥革命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刘公，均于1902年肄业于日本东京同文书院
上海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公馆”创始人岩井英一、满洲鸦片大王里见甫、日籍中国共产党员中西功、西里龙夫、白井行幸、尾崎庄太郎等，中共著名特工，情报战线负责人之一，解放后浙江省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沙文汉，均毕业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
日本前首相、公爵，日本侵华祸首之一，日本法西斯主义的首要推行者近卫文麿就曾特函书院，称“战争以来，学生从军或协助日军行动，对国家贡献很多
”总之，东亚同文书院尽管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多少有值得文化意义的一面，但其更主要的职责就是成为日本侵华的做最好的助手
1900年至1945年在中国开办的东亚同文书院，培养了大量的所谓“中国通”，通过大旅行等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全面的立体式调查，实际上是为日本政府的侵略活动作了前期准备
在侵华战争中，东亚同文书院的学员充当随军翻译、间谍等，为日本军方搜集和提供情报，直接参与侵华活动
因此，虽然东亚同文书院曾经对中日文化交流发挥过少量的作用，但是决不应该由此忽视其作为日本重要侵华帮凶的主要性质
以上内容由大学时代综合整理自互联网，实际情况请以官方资料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