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后的曹汝霖

曹汝霖个人评价五四运动后的曹汝霖五四运动前,曹汝霖曾集交通总长、财政总长、交通银行总理等数职于一身,是北洋政府权重一时的政客

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由于部分列强与日本事前签署了密约,协约国公然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

当时,交通总长曹汝霖因负责把部分权益让予日本,与货币局总裁陆宗舆及驻日公使章宗祥并称为“三大卖国贼”

五四运动中一句著名口号即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五四”当天,学生游行到赵家楼曹宅,曹汝霖躲了起来

学生误把当时在曹宅的章宗祥当成曹汝霖,痛打章氏一顿,并放火烧了曹宅,此即火烧赵家楼事件

后来,一些学生被抓,事件演变成大规模的罢课、罢工及罢市

6月10日,卖国贼曹、陆、章三人被免职

“五四”过后,曹汝霖先在医院躲了几天,后搬到北海团城(当时由京绥铁路局看管)暂住

曹在这里足不出户,每天以写字打发时光,还改了个名字叫“觉厂”,有点闭门思过的意思

五四运动时,曹汝霖42岁

此后他没再任过要职,似乎也没有东山再起的企图,而是热衷于慈善活动

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

施舍的方式也比较特别,每次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施舍给车夫一套,然后再去物色下一个对象

据说这个办法可以避免棉衣被人冒领

曹家还经常向人施舍棺木

上世纪20年代,由曹汝霖发起,共有20多人出资,在阜城门内白塔寺沟沿建了一所医院,取名中央医院

医院落成并买进所需医疗器材后,尚余20万元,存在由曹汝霖代管的新亨银行

中央医院属于慈善性质,用这20万元支撑医院的开支,穷人来看病,一概不收医疗费

后来新亨银行倒闭,医院所剩的几万元,改存汇业银行

汇业银行歇业后,又改存中南银行

曹汝霖一直担任中央医院的院长、名誉院长等职,经费方面都由他筹措,冬季用煤也由他任董事长的井陉正丰煤矿公司供给

只有他到医院时,由医院给他的汽车灌满汽油,这就是他从医院得到的全部报酬

曹汝霖主持中央医院达十余年,日军侵占华北后,曾想强占这家医院

曹去找日军交涉说:“这家医院原来是私人经营的,而且是慈善性质

”日军方罢手

日军接管了协和等医院后,一些名医如钟惠澜、周华康等不愿为侵略者卖命,纷纷被中央医院网罗过来

医院的妇产科,也在此时创建,由林巧稚大夫主持

抗战胜利后,曹汝霖辞去院长,请钟惠澜继任,他对钟说:“我本是个外行,维持了十几年,虽然没有成绩,但幸而没有大过

日本人在这里,我不能不顶着名字应付应付

现在日本人走了,还是你们几位专家多负些责任吧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医院由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人民医院

抗战军兴,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不愿在日伪政权任职,不在自己被国人唾弃的历史上再加上卖国罪孽

据说日军在筹组华北伪政权时,一度曾把曹汝霖看做理想人选,但曹汝霖不为所动

后来,王克敏曾给他挂上“最高顾问”的虚衔,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时,又给曹汝霖挂了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但曹汝霖从不到职视事,也未参与汉奸卖国活动

北平沦陷前后,日本人特别注意拉拢北洋时期的高官显宦,如段祺瑞、吴佩孚、袁世凯之子袁克定、靳云鹏等,但这些人都拒绝了

曹汝霖晚年在忆及五四运动时说:“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

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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