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汝祺影响1981年由科学出版社汇集成册为《细胞遗传学基本原理》
李教授对科普文章亦很重视，早在五十年代就曾为中国青年出版社编写了《消灭老鼠》的通俗小册子
1982年他不再执教后，很快又写出了“谈谈遗传学中若干基本问题”在《遗传》杂志连载并即将出版单行本
李汝祺教授热心学术活动，早在三十年代末他就与生物界同仁组织成立了“北京博物学会”
该学会出版了《北京博物杂志》，其中发表了数十篇论文
并曾担任1940—1941年度的会长
1950年，中国动物学会召开解放后的第一次会议，李教授被推举为理事长直到1956年这一职务由秉志教授接任为止
1978年中国遗传学会成立，李教授被选为第一任理事长兼任《遗传学报》主编
在他任职的四年期间对遗传学及遗传学会的发展均给予了大量的指导，贡献了力量
他的品德，他的学问以及他对遗传学事业的献身精神应成为广大遗传学工作者的楷模
果蝇发生遗传研究的先驱李汝祺1923年在摩尔根的指导下进行染色体畸变对果蝇发育的影响的研究，经过3年的艰辛工作，通过了博士论文，并在1927年以题为《染色体畸变在黑腹果蝇发育的效应》的论文发表在第一期“Genetics”杂志上
这是最早的有关黑腹果蝇发生遗传的研究
他利用具有各种染色体畸变（如缺失、重复、异位等）的品系进行杂交，造成其子代中纯合子的死亡，然后仔细检查其致死效应在果蝇发育早、晚期不同阶段中的出现时间
结果证明缺失多在卵子期死亡，纯合的重复只是拖延了整个发育时间，不一定死亡，杂合的缺失却与纯合的重复相似
实验还证明Y染色体的存在与否并不影响当代的胚胎发育
在这篇论文发表8年后，美国的D.F.普鲁逊（Poulson），才开始进行对黑腹果蝇发育致死胚胎学的研究
又经过6年C.L.马克尔特（Markert）和W.乌尔斯普龙（Ursprun）二人合写的《发生遗传学》出版后，才创立了这门学科体系，由此可见，李汝祺可以说是这一学术领域的先驱.从国外回来后，他还以带回的黑腹果蝇和国内的瓢虫为材料，进行许多遗传学的研究工作，先后发表了10几篇学术论文
动物染色体和胚胎发育的开拓性研究李汝祺一贯认为细胞学、胚胎学和遗传学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细胞学是架在胚胎学和遗传学之间的桥梁
在这方面他通过研究北京西山樱桃沟的最大直翅目昆虫“山老虎”（Callimenusm Onos Pllas）的精子形成及瓢虫（Harmoniaaxyridis Pallas）的精子和卵子形成，以决定它们的性染色体
发现雌性有两个X，雄性则为X和Y，这是中国研究昆虫染色体的最早的论文
1933年他又首先报导了中国马蛔虫有3对染色体，不同于国外的两对或一对的物种
他还发现了三倍体蛔虫（9个染色体）的胚胎，并研究了形成三倍体的机理
发现三倍体是由于畸形的纺锤体所促成的，三倍体卵子是不能完成发育的
“文化大革命”后，他和助手们又开展了脊椎动物性染色体的研究
在胚胎学方面，李汝祺研究了四川峨眉山的刺腹蛙、黑斑蛙和狭口蛙的胚胎发育和变态，并着重研究器官发育与环境的关系，把生态学和胚胎学结合起来，先后发表了10余篇论文
这些论文论证了刺腹蛙早期胚胎发育过程中所具有的特性；卵子大而且附着力大，神经系统与运动器官（尾芽）的早熟性、无吸盘等都是刺腹蛙适应峨眉山上瀑布下的水流急湍、浮游生物少、温度较低的环境条件而产生的
北方狭口蛙胚胎的系统研究证明了它的消化道、鳃和肺、血管系统及味觉器官的发育特征都是适应其生存在不流动而又易干的雨水积存水洼中形成的
通过这些研究工作，李汝祺建立起以下的概念，即“如果从形态、生理和生态三位一体的角度去研究个体发育，任何器官的发生与变化都具有其适应的意义”
在遗传学其他领域的研究工作60年代初期，李汝祺领导一个小组开展放射遗传学研究，对象是纯系小鼠，目的是测量X射线的不同剂量对其卵巢破坏的程度
实验结果与国外的发现一致，证实了小鼠出生后若干时间内具有高度抗辐射能力，还发现用母体胎盘提取液注射到初生幼鼠体腔内具有抗辐射的功能
同时，他领导另一个小组进行果蝇和摇蚊唾腺染色体亚微结构的研究，特别描述了核仁及松散区的亚微结构，这些工作都具有很高的水平
可惜这部分工作由于“文革”未能继续下去，也未能发表
1977年后，李汝祺教授重建了北京大学遗传教研室，并领导了教研室年轻教师们的科研和教学工作
开展了果蝇及小鼠有关群体和发育遗传学的研究
如他经常从北大燕东园家里步行到实验室指导青年教师开展果蝇遗传学研究，还亲自指导他们如何采集和饲养果蝇等工作
对其他科研工作也以同样的热情关怀和指导
在教学方面帮助和鼓励年轻教师开设了细胞遗传学、分子遗传学及微生物遗传学等专门化课程
年迈的李先生不辞辛劳亲自为文革后第一批遗传专业的学生讲授了发生遗传学课程
李先生这种对遗传学孜孜不倦的追求热情和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激励着青年教师奋发图强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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