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名夏任珍案顺治十年（1653）二月，福临复命陈名夏署理吏部尚书

同月，曾任兴安总兵官的任珍因为妻妾与人通奸，私行将人杀死，因为害怕被治罪，派家人到京师向兵部、刑部的有关官员行贿，被发觉后，革去世职一半

兵、刑两部多位官员也被牵连

四月，任珍的婢女状告任珍被处罚后“家居怨望，口出不轨”，并有“丑行”，刑部审讯后判为死罪，但福临却要求刑部将此案用满汉文书写清楚后，会集九卿科道会议重审此案，他认为尽管任珍“所犯情罪亦重大可耻”，却“曾立大功”，言外之意，似乎是示意群臣应酌情轻判

但是会议的结果却不仅让福临失望，更让他愤怒

九卿科道各衙门的满洲官员都同意刑部原判，以出言不轨等罪判处任珍死刑

而陈名夏等二十七位汉官却认为，对于婢女控告的罪行，任珍都不承认，“若以此定案，反开展辩之端

不若坐以应得之罪

”福临不太明白汉官们的意思，询问：“是谁展辩？应得何罪？”陈名夏回答说，任珍不承认婢女的指控，如果根据此告辞定罪，他肯定不服，所以说恐开展辩之端；但是他确实负恩犯法，刑部原就拟定死罪，这就是应得之罪；可是又律无正条，似乎应该勒令他自尽

福临被这种首鼠两端、模棱两可的言辞彻底激怒了：“既云应得之罪、律无正条，又云似应勒令自尽

勒令自尽是何盛世典例？！欲致君尧舜者，岂有进此言之理？”，命陈名夏再明白回奏

这一次，陈名夏没有再多做辩解，只是承认有罪，等待皇上发落

福临趁势将众汉官狠狠训谕了一顿，指责他们不与满官和衷共济，拉帮结派、欺君妄为、文过饰非，并命令内三院、九卿满汉官员、六科十四道、翰林七品以上、六部郎中齐集午门外，马上议罪，刻不容缓

讨论的结果是陈名夏等三人应处死刑，另外二十四人分别应被流徙、革职、免职和降调

福临再一次放过了陈名夏，只削去官衔二级，罚俸一年，罢署吏部事

陈名夏等二十七位汉官坚持不同满官同议，要另拟一议的最初目的究竟怎样，从《实录》的记载来看，确实不太明了

魏斐德认为，汉官们不赞成以奴婢的告辞定罪，而要以任珍私刑滥杀妻妾定罪

周远廉则认为汉官们根本不同意为任珍定罪，因为除奴婢的告辞外，并没有任何人证、物证，任珍自己也不认罪，但又不敢指出皇帝的错误，所以只好支吾其词

陈名夏经任珍案后再没有恢复以往的荣宠，而他素日结怨的冯铨、宁完我、刘正宗等人则在等待时机

以陈名夏“性锐虑疏”的性格，这个机会实在不难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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