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伟光各方评论混字当道 网友评论职业经理人缺乏责任感一位来自广东的网友发出这样感慨，“任伟光当年在诺基亚被派到大客户部任总经理只上任一天就离职了

这个人一点责任感都没有

典型的没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凭着一串履历今天在这里混一下明天到那里混一下，反正到哪里先向新闻界吹牛一番，表示自己多么的能干，一定要把东家的事情做好

但过不了一年两年就悄悄的被炒，原因就是实际能力和自己吹嘘的相差太远

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个人在大陆是找不到工作的

就像吴世雄一样，混了很多单位，骗了很多公司的薪水

从INTEL到微软到AMD可以说一事无成

现在只好灰溜溜的回美国去了

任伟光就是典型的吴世雄式的人物

混吧混吧

我预测他在HTC绝对干不了两年，就会被人家发现是多么无能

不信等着瞧

”还有网友发表评论，“任伟光和原索爱的卢健生（据说现在InQ公司，搞什么社交手机

），他们俩纯属同道中人，在手机公司来回穿梭，雷声大，雨点小，不见业绩，搞得满城风雨，人见人躲，唉，这就是职业经理人

”更有网友对其离职表现出置疑，“换工作需要慎重，不然换来换去仍是原地踏地

这点道理连我这个小职员都懂，任伟光老人家应该也知道吧

既然这样，那近年来，几乎半年就换一次岗，是为什么呢？能力有限？压力太大？还是忠诚度和责任感的缺失？”关于任伟光离职LG就任HTC，业内专家看法不一

HTC选将 邓元鋆比任伟光合适知名互联网专家刘兴亮认为，职业经理人在IT业跨国公司中用业绩表示能力，即使保持业绩维稳不变也会因未给投资者足够信心使其在企业中的地位动摇

任伟光曾放出豪言，要把LG打造成为智能手机的领导者，从去年LG在智能手机与电视机两项业务中的营业利润锐减来看，其离职也不可避免的存在这方面的原因

移动互联网产业联盟秘书长李易表示，去年LG的全球高层就已经产生变动，因此中国高管层的下课也在我们的意料之中

而任伟光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企业HTC却是意料之外的事

以目前HTC在移动通信领域的发展势头来看，可能会找到更适合的管理者

他还表示，HTC选将也许刚刚离开诺基亚的邓元鋆更合适

但也有业内人士表示，任伟光曾在诺基亚、西门子等跨国企业工作多年，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

HTC得到这样的职业经理人加盟，会对其终端企业产生一定影响

据调查，任伟光早年在诺基亚公司任中国移动电话业务部销售总监

任职五年间，他率领团队建立了成功的零售运营模式，为公司创造了出色的销售业绩

从2002年至2010年八年间先后走马灯似的在四家公司担任职业经理人职务，分别是西门子亚太区手机业务部，摩托罗拉公司，深圳怡亚通，LG电子(中国)移动通信事业部，而本月10号则即将就任HTC公司高管

八年内任四家跨国公司高管，任伟光的跳槽频率堪比中国刚刚走向工作岗位的大学生

在美国已经诞生了一百余年的“职业经理人”，在我国才出现十多年，而还不成熟完善的中国IT职场，则被戏称为职业经理人的“黑洞”

究竟是制度缺失，还是文化差异，跨国IT企业职业经理人频繁跳槽背后，给我们带来了冷思考

跨国IT企业职业经理人频跳槽的冷思考文化差异大 竞争残酷 刘兴亮表示，国内IT业内职业经理人的生存现状同国外有很大不同

中国的职场斗争向来都是很特别，有时也很残酷

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中国的职业经理人都难免在新的企业中陷入种种权利斗争中

我国IT业的现状是市场环境发展不成熟，企业人员管理不到位，企业人员流动性大

大多IT职业经理人几乎都是企业高薪聘请来的“空降兵”，都被寄予了厚望

他们一上任就面临着既要处理好本地企业与国外总部的关系，又要保持较高的业绩增长的压力

因此，如何让外企总部的高管们了解中国的市场，是IT职业经理人更好的开展中国业务的关键

一朝天子一朝臣“打工”心态影响成就感移动互联网产业联盟秘书长李易认为，“在IT业跨国企业中，总部高层领导更换，会导致各重要分部地区的总裁一并下课，这就是所谓的一朝天子一朝臣”

例如，去年9月，LG的全球CEO南镛提出辞职时，就曾传过中国移动通信事业部总经理任伟光闪电离职的消息

“一些职业经理人跳槽到另外一家企业后，为了方便操纵企业各个方面的运营，都会带上自己信任的人，这种作法极易使新、旧部间产生矛盾

同时也会给职业经理人造成‘打工’心态，这种心态会大大影响他们的成就感与事业心

其实，真正经得起考验的是那些自己从来都是一个人到新公司的职业经理人

”IT专家陈永东在采访时表示，职业经理人俗称“短高管”，原因在于职业经理人喜欢频繁跳槽

对于频繁跳槽的IT职业经理人，需要注意按所签订的合同规定行事，如提前多长时间告知原来的公司即将离任，不向新东家透露商业机密等问题

无论是利益驱使还是为了个人发展而使职业经理人选择另谋高就，中国的职业经理人频繁跳槽却是事实

曾有媒体报道一项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地4000位职业经理人的调查显示，经理人跳槽次数在3～5次的比例最大，特别是广州，这一比例达到53.8%，北京和上海经理人这一比例达到4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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