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艺术明中至晚清明末与清，美学主潮以抒情扬理为旗帜，追求个性与发扬理性互相结合，正统的古典美学与求异的的新型美学并盛

清代书法的总体倾向是尚质，同时分为帖学与碑学两大发展时期

明末书坛的放浪笔墨，狂放不羁、愤世嫉俗的风气在清初进一步延伸，如朱傅山等人的作品仍表现出自我内在的生命和一种不可遇止的情绪表现

这一点在中期“扬州八怪”的身上又一次复现

与此同时，晚明的帖学也同时进一步光大发扬，姜英、张照、刘墉、王文治、梁同书、翁方纲等人在刻意尊传统的时候，力图表现出新面貌，或以淡墨书写，或改变章法结构等

但由于帖学长时期传承，未有很好地加以清理、认识和调整，某种积弊也日益加深，这就使帖学的颓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正此时，金石出土日多，士大夫从热衷于尺牍转而从事金石考据之学

一时朝野内外，学碑才趋之若鹜，最后成为清朝书坛的发民主流

加之阮元、包世臣、康有为大力张扬，碑学作为一种与帖学相抗衡的书学系统而存在

当时著名的书家，如金农、邓石如、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张裕钊、康有为等，纷纷用碑意写字作画，达到了尽性尽理、璀璨夺目的境地

 在书法诸体中，草书与碑学风貌距离最远，最具实践难度，其实践价值也最高，故引碑入草应为碑帖结合的高级形态

李志敏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深刻洞悉这一发展趋向，在汲取前辈书家碑帖结合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率先明确提出“引碑入草”的命题，并进行了开创性的尝试和探索

 纵观20世纪书坛，以草书名世者，莫过于右任、毛润之、林散之、李志敏等人

但于右任和林散之的草书均属小草范畴，并未进入狂草境界

毛体草书虽有狂草气势，却夹杂了较多的行楷书结体，并非纯粹的狂草

而李志敏则走“纯草”路线，开创引碑入草独特书风，填补百年狂草史空白

即使他在法律教学中使用的钢笔讲义都由草字撰写，其致友人的小字草书信札也处处彰显大字狂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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