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观念原因寻找原因这样一种努力似乎毫无疑问不是自然的(φυσις)
然而为什么?可能的理由至少有两个:1,因为它是人为的(τεχνη)
无论作为一种什么样态的努力,思想也好,直觉也好,实践经验也好,只要它是属人的,它就不是自然的
2,因为它是思想,不管这思想是属于人的还是不属于人的,反正思想的就不是自然的
这两个可能的理由并不能“归根到底归结为一个”:它们说的不是一回事
不管它们成立与否,前一个理由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考虑问题,后一个理由是从思想观念与自然的关系出发考虑问题
我们说从柏拉图开始了一种非自然化的转变,并不是说人类或者说西方人只有从柏拉图开始才有了超出自然思维的纯粹的真正的思想
这只是柏拉图主义的、或者说是西方主流形而上学的观点
它是从一种特殊的对思想的理解和限定出发来考察哲学史而得出的判定
而我们在这里试图要做的事情正是要指出这种思想理解的特殊性和狭隘性:从柏拉图开始,一种特殊的思想形态开始形成了;这种思想形态的特殊之处在于:思想与自然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思想的主要问题
当然在柏拉图那里这个问题还没有演变成“观念界”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这样的极端形式
在柏拉图那里发生的非自然化转变,其主要特征既不是从专注于自然到专注于人的转变,也不是从专注于自然到专注于观念的转变
柏拉图转变的主要方面在于从根本上打破了运思在二元因素中的自然思维方式,而引入了一个第三因素:作为客观思想的ειδος. 这个ειδος既不是属人的,也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从属于人的“主观思想”的
倒是这一切人的或自然的因素都从属于它;而且它并非外在于这一切而自成一个世界,而是内在于这一切当中充当这一切事物的自然、本性、本质
这样一个第三因素的特别之处并非它的内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的内在性,也并非它的外在的独立实存性,而在于它的绝对的超越性和绝对的中介性:在它面前,一切都成为“时间内的”事物
具备前两种特性的“灵魂”、“心灵”一类的观念早在柏拉图之前的希腊就有了,在别的诸多文化形态中也屡见不鲜
而始自柏拉图的这种绝对第三因素的引入却是一件很特别的事件
在柏拉图那里尚未明确地形成唯一的超越性理念
桌子有桌子的理念,勇敢有勇敢的理念
理念的超越性还没有达到唯一性的地步,它只是表现在:它既不是象桌子那样的一件东西,也不是象勇敢那样的一种属人的品性或状态,而桌子或勇敢却从它而来,受它规定;而且当某个桌子甚至所有桌子或者某个人甚至所有人的勇敢都消失不在的时候,它们的理念还在
由于我们已经深受基督教和现代科学技术世界图景的影响,柏拉图的理念论很容易被现代人解释为一种有关一个“理念世界”的景观报告
柏拉图理念论与基督教的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世界图景之间的区别,在于是否对自然还有严肃的兴趣,或者说是否还尊重自然
这话说得比较突兀,且让我稍作解释
“对自然有严肃的兴趣”说的不是研究自然界的兴趣
研究自然界的兴趣本身就是建立在对自然价值的贬低上,因此无论这种研究可以是多么规模宏大的和煞有介事的,它不是严肃的
严肃在这里不是说的“专业化、一丝不苟”的意思,而是说从根本上不把所研究的对象(而不是说这件事情本身)仅仅当成一种手段、资源、条件、参数而已
严肃的自然研究不但严肃对待自己的研究事业,而且严肃对待它的研究事业要“用”到的对象
如此,则研究对象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对象:与研究者有着对等地位和价值的存在者
研究者的价值远不止于那个面对着某个研究对象的个人;同样,研究对象的价值也应该远不止于维系在它的被人研究或其他形式的使用上
一个自然对象并不仅仅是一个以研究者为中心旋转的附属物而已
它的一时的被用作这个或那个研究或使用,其用途和价值当然是有限的(因为它的价值实际上只是按照它的用途被衡量);但是除了那些只是出于人的一时需要和偶然兴趣所涉及的方面以外,它的存在是无限的,因为它是自然的
从尊重自然的观点看来,一个具体对象都是无限的;而从不尊重自然的观点看来,整个自然界都是有限的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自然的尊重表现在他们不认为自然事物是完全清楚明确的有限的东西
在柏拉图的《蒂迈欧篇》里,柏拉图的那个神并不是象犹太人的或“普世基督教”的耶和华那样的一个可以从完全的虚无中创造出天地自然万物的绝对的造物主,而是一个给无限的(无规定性的)材料赋予明确的有限形式的匠人
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实为“论自然”)里,可把握的从来都是结合着特殊的形式和质料的自然物,而不是那赤裸裸的自然
和苏格拉底比起来,无论他们的哲学术语和理论结构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他们在尊重自然这一点上始终没有偏离苏格拉底多远
当初苏格拉底提倡对于事物的追问,决不是出于现代技术式的对物的“促逼”(海德格尔),而是出于对事物的要求诚实地予以了解的好奇心
“诚实”,这里的意思还不只是说一丝不苟的研究态度和决不弄虚作假的学术道德,因为这两点分别说的是对自己负责和对他人负责;这里说的诚实主要是要求对物负责:追问事物,就是追问事物的自然(本性,φυσις, nature)
事物的自然是不能由研究者任意地规定的,所以苏格拉底坚决反对智者们的“人为自然立法”的人本主义立场,而强调在承认自己无知的前提下反复追问事物的“本身”
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与智者的诡辩术之间的区别在于:辩证法是严肃认真的以事情本身为转移的方法,而诡辩术是玩世不恭的以说话人为转移的手段
可见“认识你自己”这句格言在苏格拉底那里本来是一句从策略或局势上说来意在退守的告诫,可是自从雅典哲学与希伯来的绝对一神信仰相结合以后,这句话变成了一种过度的非法进取的号角
“认识你自己”,原本是要人自知自己的无知,保持人在自然面前的谦虚和好奇;可是无论在教堂神学还是在市民神学(后者我指的是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形而上学)那里,这句格言成为人们丧失对自然的严肃兴趣、乃至贬低自然和追求这种或者那种超越自然的“精神事物”的指导原则
宗教,各门宗教,有一个显著地区别于其他文化样态的特点:那便是把原生的自然野蛮地(或更准确地说是过度文化地、过分精致地)划分为世界性的结构
在世界性的结构中,自然成为一个界,人的生命时间成为“一世”,自然界和人世都被视为有限的、短浅的、卑俗的、没有终极价值的存在,他们的有限价值必须维系于一个绝对地超越和内在的(普遍的内在性是绝对的超越性中的应有之义)既不是属人的也不是源于自然的第三因素(他者)上面
这个第三因素可以是唯一神,可以是某种根本就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时间之外的“世”和空间之外的“界”,也可以是客观的思想、理性或观念
它们是这个世界的异者、他者、外来者
如果这些异者果真能够被理解和保持为异者也就罢了,但问题在于:这是完全有悖于第三因素被引进之初衷的,因而从一开始这个异者便是以一个绝对的同一者出现的
因为自然本身对于人来说已经就是一个适当的异者,如果人能够适度地面对这个适当的异者(古希腊人就是这样的),人就没有必要额外地再去发明一个异者
人们发明一个额外的异者的目的在于:试图假借一个绝对他者的强力来取消任何意义上的异者,包括作为第二异者的自然
在绝对他者面前,不但人和自然变成无足轻重的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相应地变成了无足轻重的世界中(世间)的关系
作为第三因素的异者的被引进,表明人们不再拥有足够的坚强意志来忍受与任何一个异者保持一种适度的张力关系,也不再拥有充沛的生命的兴趣去感受这种适度的张力关系可能给人带来的和谐而适中的愉悦
也就是说人丧失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适度感,开始变得歇斯底里起来:或者极度痛苦地陶醉于一种意识到绝不可能与那个绝对的他者有任何沟通可能的彻底绝望之中,或者极度欣快地陶醉于一种秘传的非世间之乐当中,或者兼而有之
更日常的情形是:完完全全地生活在希望之中,既不陶醉于绝望的痛苦,也不陶醉于秘密的快乐,而是整个的对于现世的厌倦和瘫痪,毫无活力毫无反思地听任那个绝对第三者在世间的代理机构的摆布
或者倒过来,以绝对中介在世界中的代理人自居
无论哪种情况,人可以不负责任:要么把自己交给一个第三者(无论天上的还是地上的)而无所作为,要么把自己当作绝对中介在世间的中介而为所欲为
于是本来想完全超出自然而作完全精神性的人,结果成了既非自然的亦非精神的人:他们成了完全社会的人,在那里伦理化的道德成为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
人既无可能与绝对超越的第三者发生联系,也丧失了与自然的适度交往
人完全活在只有人与人发生关系的人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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