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世文学之变迁作品原文宋代以前，“义理”“考据”之名未成立，故学士大夫莫不工文

六朝之际，虽文与笔分，然士之不工修词者鲜矣

唐代之时，武夫隶卒，均以文章擅长，或文词徒工，学鲜根柢

若夫于学则优，于文则拙，唐代以前未之闻也

至宋儒立“义理”之名，然后以语录为文，而词多鄙倍

顾亭林《日知录》曰：“典谟爻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

《论语》《孝经》，此夫子之言也

文章在是，性与天道亦在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

’善乎！游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闻性与天道，譬犹筑数仞之墙，而浮埃聚沫以为基，无是理矣！’后之君子于下学之初即谈性道，乃以文章为小技，而不必用力

然则夫子不曰‘其旨远，其辞文’乎！不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乎！曾子曰：‘出词气，斯远鄙倍矣！’尝见今讲学先生，从语录入门者，多不善于修词，或乃反子贡之言以讥之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可得而闻，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闻也

’”又引杨用修之言曰：“文，道也；诗，言也

语录出，而文与道判矣；诗话出，而诗与言离矣

”又钱竹汀曰：释子之语录始于唐，儒家之语录始于宋，儒其行而释其言，非所以垂教也

君子之出词气必远鄙倍，语录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词矣

有德者必有言，语录行则有德而不必有言矣

”至近儒立“考据”之名，然后以注疏为文而文无性灵

夫以语录为文，可宣于口而不可笔之于书，以其多方言俚语也；以注疏为文，可笔于书而不可宣之于口，以其无抗堕抑扬也

综此二派，咸不可目之为文

何则?周代之时，文与语分，故言语、文学区于孔门

降及战国，士工游说，纵横家流列于九家之一，抵掌华屋，擅专对之才，泉涌风发，辩若悬河，虽矢口直陈，自成妙论，及笔之于书，复经史臣之修饰，如《国语》《国策》所载是也；在当时虽谓之语，自后世观之，则语而无异于文矣

若六朝之时禅学输入，名贤辩难，间逞机锋，超以象外，不落言诠，善得言外之旨；然此亦属于语言，而语录之文盖出于此

且所言不外日用事物，与辞旨深远者不同

其始也，讲学家口述其词，弟子欲肖其口吻之真，乃以俗语笔之书以示征实

至于明代，凡自著书者，亦以语录之体行之，而书牍序记之文，杂以俚语，观其体制，与近世演说之稿同科，岂得列之为文哉?若考据之作，则汉魏之笺疏均附经为书，未尝与文学相混

惟两汉议礼之文，博引数说，以己意折衷，近于考据；然修词贵工，无直情径行之语

若石渠、白虎观之议，则又各自为书

唐宋以降，凡考经定史之作咸列为笔记，附于说部之中，诚以言之无文，未可伺于文学之列也

近世以来，乃崇斯体

夫胪列群言，辨析同异，参互考验，末下己意，进退众说，以判是非，所解之书，虽各不同，然篇成万千，文无异轨

观其体制，又略与案牍之文同科，盖行文之法，固不外征引及判断二端也

昔阳湖孙氏分著述与考据为二：以考订经史者为考据，抒写性灵者为著作

立说虽疏，已为焦理堂所驳

然以考据之作与抒写性灵者不同，则固不易之确论，此亦不得谓之文者也

 【注】：以上为原文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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