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历史观一种批评视角和方法,具有学理性而且具有可操作性才有意义
历史观作为文学批评的角度和方法,怎样以自己的独特性进入文学,抵达文学本身
以此来考察它的可操作性
第一,依据历史观与文学中的结构处于同构状态的原理,将历史观作为概括和总结宏观文学现状的路径
历史观作为对于历史的哲学思考,会渗透和辐射到各个精神层面
法国文学理论家戈德曼认为,社会精神结构是某些社会集团的精神框架的系统性的有规律性的精神表现
社会精神结构会映照到文学作品中,因为“作品世界的结构与某些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是同构的”(注:戈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182页
)
怎样将社会精神结构与作品结构相联系呢?戈德曼在方法论意义上提出了“世界观”概念,他说:“世界观并不是直接的经验材料,相反它是理解人的思想的直接表现中那必不可少的概念的工作方法
”(注:戈德曼:《隐蔽的上帝》,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
)戈德曼自己说,他之所以关注帕斯卡尔、康德和拉辛,是源于从一种世界观出发考察的结果,“如果说构成帕斯卡尔、康德和拉辛著作的梗概结构的大部分主要因素是类似的,并且尽管这些作家作为活生生的经验的个体彼此各有不同,那么我们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即存在一种不再是纯个人的,并且通过他们的作品表现出来的现实
这就是世界观,从我刚才提到的作者的具体情况来说,这就是悲剧观”(注:戈德曼:《隐蔽的上帝》,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
在《隐蔽的上帝》史,戈德曼就是用“悲剧观”这一特定的世界观作为方法,来研究帕斯卡尔和拉辛的
“世界观”作为方法,对于作品及其体系有方法论意义,戈德曼自己说:“把世界观运用到本文上可以帮助他得出:1.所研究的一切著作中主要的东西
2.整部作品中各组成部分的意义
”(注:戈德曼:《隐蔽的上帝》,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
)第一点是说世界观的作用在于对作品的选择,第二点是说世界观对于进入作品的方式的意义
将历史观作为概括和总结宏观文学现状的路径,也就意味着以历史观作为筛选原则,在复杂纷繁的文学事实中,筛选出与历史观具有潜在联系的作品,作为“所研究的一切著作中主要的东西”
第二,历史观可以在承续性、整体性的背景中研究文学,同时,也能够发现文学现实中断裂性和偶然性因素
也就是说历史观可以激活一些现在处于隐蔽状态,而在未来可能成为显现状态的因素,这是一种发现的功能
对这种功能的意识可以转换为操作方法
比如,在表现知识分子的小说里,出现了知识分子彻底地回归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充斥于他们的心灵,从而断开了中国文学传统尤其是五四文学传统中“兼济天下”、“天降大任于斯人”的链条,这一现象横向地与当代生活的欲望化世俗化相吻合
如果我们将历史观作为如福柯所谓的功能概念,来探寻文学的谱系,那么,文学中这样的无法进入历史传统链条的、没有因果性和必然性的现象就会浮出历史地表“非常态”就呈现出来了
诚然,就我国当代文化乃至文学的知识型的现实状况来看,还是以追求意义为其主要特点
但是,在常态中也有“非常态”
历史观能够帮助我们发现飘散在文化空间中的这些脱出常轨的文化碎片,更接近文学的真实面目
第三,分解历史观的多层内涵,并注入在“包括一切的某种结构”中的各个层面,作为分析的途径
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提出,文学作品乃至一切艺术品,“是一个为某种特别的审美目的服务的完整的符号体系或者符号结构”(注: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47页
)
这个符号体系是个多层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历史观作为方法可以分别在“意象和隐喻”、“诗的特殊的世界”等层面切入
首先,在“意象和隐喻,即所有文体风格中可表现诗的最核心的部分”(注: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65页
),依据戈德曼社会精神结构与文本结构同构的思路,分析历史观中诸如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观念与“意象”和“隐喻”的复杂关系,就是以社会精神结构作为理解“意象”和“隐喻”的框架与背景,将“意象”和“隐喻”与社会精神结构联系起来思考
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大的隐喻系统,任何“意象”和“隐喻”都可以置于文化本身的大的隐喻系统之中
从历史观角度嵌入,对于“所有文体风格中可表现诗的最核心的部分”,从新的维度,提出新的理解,这是横的方面
当然,也可以提供纵向的思路,分析“意象”和“隐喻”演变的轨迹(注:这里所用的“宏隐喻”的思想,即文化学意义上的隐喻,参见季广茂《隐喻视野中的诗性传统》,高等教育出版杜1998年版
)
其次,在“存在于象征和象征系统中的诗的特殊‘世界’”的层面,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认为这个特殊“世界”的层面是某一个“观点”看到的世界,“观点”就隐含在这个世界中,而且,“形而上性质”也不是独立在这个“世界”之外的,恰恰是这个世界可以引申出来的
这个思想体现出对“看出”或者“听出”的主体作用的重视,也就自然地将问题引向了主体方面,那么,就可以引申出主体的相应的历史观念,历史观念决定了从什么角度“看出”世界
这种历史观念给作家提供“看”的自觉性,“看”赋予了空间以题材的意义,给出了形象的可能性
例如,藏族作家阿来写作《尘埃落定》,他的历史观念是,人,无论是藏人还是汉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人或者“人的过程”的特殊性和普遍意义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人类的意义远远大于民族的意义
依据这样的历史观所创造的“尘埃”这一意象,笼罩了全篇,成为他的藏族土司世界的“缩影”
这个意象的寓意是:人是尘埃,人生是尘埃,战争是尘埃,情欲是尘埃,财富是尘埃,历史进程的某些环节也可能是尘埃,像尘埃那样升腾、飞扬、散落,始于大地而最终回归大地……这便是宇宙的无休止的歌唱,往复循环,苍凉而又凄楚
而人的过程就融化在这普遍的历史感之中
现象学家茵伽登在当初提出文学作品存在的四个层次思想时,在第四个层次,也就是一个由艺术作品的内在结构所建立起来的“另外的世界”的层次,茵伽登认为,这个世界“需要一整套特定的主观过程,这是读者、表演者或观众在客体化的过程中所要完成的事情,这一过程要求这些人的积极参与,把他们的全部经验能力都汇合在一起,按照有意识的形式进行意向性的综合活动”(注:转引自朱狄《当代西方美学》,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4页
)
这种“共同创造”的理论对后来文学的结构主义理论有很大的影响
我想提出的是,这个“共同创造”的思想,也可以进一步证明,我们从历史观的角度分析文学作品的可行性,这确实是一个新的文学批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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