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调和立国调和立国论是章士钊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1910—1919年间其思想言论的基本线索
这也可以说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思想总结
1962年,年过八旬的章士钊说:“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殆不知何许
”这么冷静的反思,他早在民国初年就开始了
因为言论不被国民党所采纳,他便挂冠而去;但他立即另办一个《独立周报》,继续履行舆论监督职责
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他逃亡日本,有了冷静总结和反思的好时机
在参与国民党重要政治派别欧事研究会活动的同时,他在自己创办和主编的《甲寅》杂志上,他提出和系统论述了“调和立国”论
这个理论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但也严肃地批评了以孙文为代表的激进主义错误,鼓吹建立以调和、宽容为基础的多元互动的社会运行机制
在他看来,专制是逆时代潮流的反动祸害
他写道:“专制者何?强人之同与己也
人莫不欲人之同于己,即莫不乐于专制
故专制者,兽欲也
遏此兽欲,使不得充其量,以为害于人群,必赖有他力以抗之
其在君主独裁之国,抗之以变,则为革命
抗之以常,则为立宪
抗之以无可抗,则为谏诤
”“孟德斯鸠曰:‘且专制之国,其性质恒喜同而恶异
彼以为,异者,乱之媒也
’……彼虽指宗教言,然专制与喜同连,到处可通
”他毫不含糊地认为,不管革命派有多少错误,以袁世凯为首的专制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其危害更加严重
与此同时,他一再指斥另一种极端——“暴民专制”
他说:“往者清鼎已移,党人骤起,其所以用事,束缚驰骤卤莽灭裂之弊,随处皆有
国人乃皇皇然忧,以谓暴民终不足言治……”党人“未能注意于利益不同之点,极力为之调融,且挟其成见,出其全力,以强人同己,使天下人才尽出己党而后快
又其中有所谓暴烈分子者,全然不负责任,肆口漫骂,用力挤排,语若村妪,行同无赖,因之社会之情以伤,阴谋之局以起,则事实具陈,无可掩也
”章士钊没有停留在现象层次
他指出,中外历史一再证明,走向极端,拒绝调和,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民国初年,以批判态度观察政局发展的中国人为数不少,但能联系世界历史全局反复思考的却不多见
针对这样的现实,章氏认为思想和制度等方面都应以调和立国论为指导,作出相应的转变
他清醒地看到,空谈化同迎异,不能真正确立这样的风气和社会运行机制
关键要培养对抗力,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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