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史学钱穆是史学大家，兼取传统史学和西方史学的优长

就纯史学而言，他的历史研究涵盖了史学理论、中国通史、中国部门史和中国历史考证等众多内容，有《国史大纲》《史学导言》《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著作

就史学性质而言，钱穆的史学不能用常见的史学分类去界定，特别是不能用西方史学的分类标准去看待钱穆的史学，譬如《中国历史精神》《民族与文化》《历史与文化论丛》《国史新论》《中国史学发微》等著作，既是中国历史的描述，又是中国文化的阐发

这反映了钱穆主张的民族、历史、文化合一论

因此，钱穆的史学看作是独树一帆的民族文化史学

 《国史大纲》的完成标志了钱穆史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他在《国史大纲》中第一次系统阐述了他独树一峡的史学理念

他不赞同新考据史学、疑古史学、革新史学，明确提出自己的民族文化史学

他认为新考据史学只是以科学方法的名义割裂历史事实，以活的人事换做死的材料，流于琐碎，不得大体，无法看见民族文化的精神，而疑古史学只看到层累地造成中国历史，要怀疑以往一切古史的真实，却没有看到历史同时也在层累地遗失和淘汰，与其假设古史为假造，严格排斥传说神话，不如直接肯定它们就是古人对远古历史的追记而作为历史的一部分

相对于新考据学、疑古史学，革新史学一方面注重历史整体，史学有系统，另一方面看重历史与现实的联系，积极为革新现实服务，因而更加合理，但是革新史学也有很大的片面性，容易走极端，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都是以彻底否定中国传统为前提的，认为秦代以后中国一直都是封建专制社会，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则把中国丰富的历史看成是经济压迫与反抗的斗争史

它们都没有揭示历史的真相

钱穆的史学，是独树一积的，陈勇称之为文化民族主义史学，卢俊义称之为新儒学史学

 钱穆的新史学，注重区分“历史事实”与“历史智识”，特别看重历史智识

强调治史者要有“史心”

他说：“中国历古相传之史籍，亦仅为一种积存的历史材料，并非即我济今日所需之历史知识

所谓历史知识，贵能鉴古知今，使其与现代种种问题有其亲切相连之关系，从而指导吾人向前，以一种较明白之步骤

”他历来提倡“史心”，为召唤国魂的国史教育和新国史而撰写历史，认为国史教育与研究对中国民族文化认同和文化现代化有重大意义，“必能将我国家民族以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于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

”他认为“培养史心，来求取史识，这一种学问，乃谓之史学’”，治史必须要兼有史识与史心，史识是治史必须关照现实社会矛盾，要为民族前途和长远利益谋划，不应该仅仅是清理历史掌故，沉浸在旧事之中

史识是以人物忠奸作为历史研究与评论的出发点和归宿，从世运兴衰得失中求取知识

史心是必须对历史上的文化传统抱有宽容、健康的心态，应当揭露和批判文化中的糟粕、病态与阴暗，但不能独断地全盘自我否定，应当把握分寸，否则会伤害民族自信心，阻碍民族文化正常发展

 他的历史观是精神的生命史观

首先，历史发展的动力与终极决定因素不是经济与生产力，而是人的主观精神

“诸位学史学，必要养成一番广大的心胸，乃及一番远大的历史眼光，来看此历史之变化

更贵能识得历史大趋，一切世运兴衰，背后决定在人

决定人的，不在眼前的物质条件，乃在长久的精神条件

”可见他的史学是以精神发展史来解释历史

其次，任何民族及其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不同于自然的时间，历史时间和历史事件都是以精神的形式在持续、绵延，历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是浑然凝成一体，构一个“大现在”，“一个有宽度之现在”

因此历史研究必须要有动态分析，不能停留于静止、孤立的观察

第三，整个历史之于个人，实是一个大生命的延续，是民族大生命的发展过程

“中国历史背后有一大图样，才成此大建筑……我们要了解历史，只是要了解自己这个一个民族，这一条绵延这四五千年的大生命

有此大生命，才有我们今天各自的小生命

只有中国人最懂得此一种所谓‘生命’之学，即，是‘做人’之学，因此能四五千年到今天，拥有七亿人口的一个竟生命，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能如此

”可见钱穆的史学是基于民族与文化的精神生命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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