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国恩教学与研究游国恩在西南联大四年（1942年至1946夏季复员），一直讲授中国文学史概要，并先后开设了唐宋文、近代诗、韩愈文、黄山谷诗、文言习作等课程

当时的讲义都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写成的

此外，还要指导学生写毕业论文

又，从1944年至1948年，每年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举行毕业生考试，均有请游国恩担任考试委员的

除教学任务外，游国恩还在校内外作过多次学术演讲

如1942年来校不久就在昆明广播电台作题为《论讽刺》的演讲，（刊载于《国文月刊》第21期）同年12月，在昆明中法大学作《论写作旧诗》的演讲，（载于《国文月刊》第23期）1943年在西南联大文史讲座作题为《楚辞中的女性问题》的演讲（附录于1946年出版的《屈原》一书，改题为《楚辞女性中心说》），1944年在云南大学文学史会作《文学与谐隐》的演讲（发表于1944年4月12日昆明《扫荡报》）等

虽然时间已经是十分紧张，但游国恩还写了《槁庵随笔》十五则（连载于《国文月刊》1944年第36、38、40期）、专书《屈原》（1946年，胜利出版社）以及其他一些论文

《屈原》一书是1945年应潘公展之请写的

据说原来曾向梁守岱先生约稿，因梁先生太忙，才转荐游国恩承担

潘、梁二位与游国恩均不相识，他们荐请游国恩的原因，正如编印组在《作者小传》中所言，游先生“精研楚辞”，有多本著作问世，“极为士林所推崇”

《屈原》是一本约十万字的屈原传记，其中“对于屈子姓名、里贯、家世及学术思想篇章文艺诸问题之考证论定，不独发前人所未发，亦可补游先生以前著述所未及”

这本书是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但游国恩不愿利用自己的旧著“偷工减料，潦草塞责”

同时，他在书中再次说明：抗日战争前夕他在青岛山东大学教学时讲授楚辞，“是有意在做宣传工作，宣传‘三户亡秦’的民族主义”

《屈原》一书中还指出屈原的死决非出于怯懦或消极的避祸，而是旨在“唤起国人”，“以拯救垂亡的宗国”，“确有重于泰山”

并指出“我国历史上无数的忠义之士，……（他们的出色表现）就是屈原这种宝贵的政治道德所养成的”

从此又可看出，游国恩的学术研究与他对国家民族的强烈使命感是相结合的

游国恩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在山东大学任教时就着手编纂的《楚辞长编》，当时已编就《离骚》、《天问》二卷，有油印本发给学生参考

其他各卷，也已征材略具

由于时局动荡，来到大后方后又因图书缺乏等原因，编纂工作被迫搁置下来

1943年初，他在友人推荐下，曾一度考虑将已成卷的《离骚》、《天问》先去付印；为此曾与中文系罗庸教授相商，并请他写一序言

后因这两卷的原稿也已丢失，所存油印稿有脱错，手头无书，不能一一校正，且考虑到有的资料须补充，有些新的研究成果也无暇补入等原因而终于未拿出去发表

但罗先生仍将他写的序——《楚辞纂义叙》发表了出来

（见1944年《国文月刊》第31、32期合刊）序言称：“泽承此编，承近世学风之变，兼前人累世之长”；并举出其在诸多方面超过前人的地方

序言还指出，此书含有“八善”、“二长”；“虽旧说之渊海，实新义的甾会”

并说“此书一出，行见群爝息光，一星独耀”

序言不仅高度评价了游国恩在楚辞学史上的地位，而且说明《离骚》、《天问》二卷后来出版时虽经他遍寻了一切可能得到的材料，并对有的按语作了订正，但它的成书在当时也已经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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