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休政治漕运改革自唐文宗大和（827年—835年）年间以来，每年运江淮米不过四十万斛，沿途吏卒侵盗，以及沉没，运达渭仓（今陕西潼关北）的还不到二十万斛

至唐宣宗大中（847年—860年）年间，漕吏徇私现象严重，唐代中期时刘晏改革所立的漕运法已经被毁殆尽

大中五年（851年），裴休被任命为盐铁转运使

裴休在总结刘晏之成功经验与王播（唐宪宗时诸道盐铁转运使）之失败经验的基础上，不以漕运额作为激励指标，他更加注重对漕运官吏的工作积极性的调动

他采取三个措施治理漕吏：一、对漕运僚佐与州县官吏的责任进行明确划分，通过不同的漕运执法责任实现对不同类型漕吏的激励

二、将每年的漕运佣金全部划归吏民，这也解决了吏民最为关注的“利”的问题

三、将此次的改革方案具体化，立漕法十条，以法制的方式将能动激励措施固定为漕运法的激励内容

裴休的措施准确抓住了漕吏徇私的激励失灵动因，获得较好的制度效果

其在任三年，每年顺利转漕租粟至渭仓一百二十万斛，“无合升沉弃”

  整顿茶税裴休任盐铁使时，各藩镇设置邸阁（官府所设储存粮食等物资的仓库）储存茶叶待价出售，以此获利

而对商人的其他货物，则额外强征赋税，严重损害客商、行人的利益

裴休根据时势，建议：“允许各镇储茶，但不可擅自对商人收税

”又建议将开发“山泽宝冶”的权力也收归盐铁使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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