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九年（1094年）二月，首倡“绍述”的邓润甫、李清臣同时任执政

四月，赵煦改年号为绍圣，明确宣示继承神宗改革事业，反对新法的执政苏辙被贬出任知州，袒护苏辙的首相范纯仁也被贬出任知府

章惇成为首相，曾布入主枢密院，蔡卞、许将、黄履等先后任执政，林希任同知枢密院事，变法派控制了朝政

 新党执政后，各项新法先后恢复，并根据神宗时推行新法的弊病，作了些改进，以便于推行；但也采用一些元祐时制定的法规

元符元年（1098年）八月，章惇进呈《新修海行敕令格式》时，“其间有元丰所无而用元祐敕令修立者”，以致赵煦询问章惇等：“元祐亦有可取乎？”最终“取其（指元祐时法）是者修立”

这反映出章惇为首的改革派，不像元祐时旧党那样，对熙宁、元丰时的政令采取一味排斥的态度

当时的政治也比较清明，如赵煦亲政七年，章惇独相，“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即使四子接连中举，也只有季子章援曾被授为校书郎（从八品），其余都“随牒东铨仕州县，迄无显者”，就是很好的例证

 但在打击旧党方面，新党的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

旧党的重要官员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相继被贬往广南东路（今广东）

已被贬为知府的范纯仁还曾上奏论救，以致最终也被贬往永州（今属湖南）

司马光、吕公著终于被夺谥毁碑

此外，韩维、苏轼、程颐等数十人也被相继贬官

元符元年（1098年）六月，蹇序辰、安惇请求设“看详诉理文字所”（诉理所），对元祐初的诉理案件进行复查，这将扩大打击旧党成员，章惇闻言，迟疑未应，蔡卞即刻“以二心之言迫之”，章惇默然无言，于是“即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

这种做法，逞快一时而贻害无穷，诚如《宋史·哲宗纪》所说：“党籍祸兴，君子尽斥，而宋政益敝”

 在赵煦亲政时期，打击守旧派愈演愈烈，成为主要政事，而不是集中精力进行改革，其情况同守旧派当政的元祐时期相类似，新旧党争始终未能解决

与此同时，经济上绍述虽以恢复新法为号召，实质上只是恢复元丰年间实施的条例，熙宁新法注重发展生产的内容被阉割了，而在抑制兼并势力等方面，比起元丰来更大为倒退，社会改革的进步性质丧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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