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第三期太和十八年(494)孝文迁洛，平城仍为北都，云冈作为佛教要地尚在继续，凿窟雕龛并未少歇，尽管大型窟减少了，中小窟龛却自东迄西遍布云冈崖面，甚至向西一直延续到云冈以西三十里外的焦山南坡

这种迹象，说明当时北魏北部地区的阶级关系与北魏其他统治区一样，不仅未因迁都而缓和，反而更加激烈了

据《金碑》所记，云冈铭记纪年最晚的是孝明帝正光五年（524)，这个记录与现存窟龛情况相符合

 第三期中小窟龛的发展，表明迁洛以后的北魏晚期，佛教在平城地区的中下层蔓延起来

现存铭记中，记录窟主官职最高的是从二品散侯爵位的从三品冠军将军（38窟口外上方吴忠伟为儿子华□侯吴天恩造像铭中的吴天恩），小龛龛主最高的是四品下阶的常山太守（11窟明窗东壁太和十九年妻周为亡夫田文虎造释迦弥勒龛铭中的田文虎）

铭记最多的大都是没有官职的佛教徒，他们有的称清信士(如19窟右胁洞后壁下部延昌四年造像铭中的清信士元三)，有的称佛弟子(如11窟西壁太和二十年造像铭中的佛弟子某)，也有没有称谓直接镌刻姓名的(如27B窟东壁惠奴造像铭)

凿窟龛的目的，大部分是为亡者祈冥福，也有的是为生者求平安

值得注意的是，延昌正光间的铭记中，出现了愿“托生净土”（4窟南壁正光☐年为亡夫侍中平原太守造像铭）和“愿托生西方妙乐国土，莲花化生”(见19窟上引清信士元三造像铭)之类的新要求

这说明北魏晚期佛教中的净土崇拜已渐泛滥，并流播云冈

此外，18窟窟口西壁镌刻了“大茹茹……可敦”的铭记，表明平城佛教这时更进而影响了北方的柔然族

宗教的广泛蔓延，是当时社会极度黑暗的反映

第三期窟龛在形象上，更向符合禅观的方面发展：一部分雕出了有次序的“法华三昧观”所要求的主要内容，如上述四种类型中的前两种，即塔洞和千佛洞；另一部分即四种类型中的后两种，四壁重龛窟和四壁三龛窟

这两类石窟，既延续第二期释迦弥勒并重的趋势，又集中雕出《禅经》所提出的幻想的主要形象，同时石窟的规模又日趋低小，因此，有理由怀疑这两类石窟，特别是只可容纳一人寂坐的四壁三龛窟，实际就是为了僧人禅居所开凿

 这一期小龛出现释迦多宝对坐与弥勒并列龛：流行双塔对峙龛：重层龛也加重了释迦多宝与弥勒的联系；见证深定的七佛也在小龛中出现

这期小龛的内容，和上述四类洞窟同样强化了禅观的气氛

第三期窟龛的这种设计，更清楚地表达了主要是为了僧人更易于进入幻境（入定）而布置的特点，同时，有力地说明，当时云冈习禅之风已臻极盛

坐禅僧人的数字自然要有显著的增加

“正光已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

……略而计，僧尼大众二百余万矣”(《魏书·释老志》)，“于时民多绝户而为沙门”（《魏书·李孝伯传附从孙玚传》）

出家当僧人，并不能真正逃避官府的控制，永平神龟间(508~519)，一再申令：“如来阐教，多依山林”，僧众不得“游行民间，乱道生过”；甚至编造“（洛阳）崇真寺比丘惠凝死，一七日，还活

……具说过去之时，……阎罗王曰：‘沙门之体，必须摄心守道，志在禅诵，不干世事，勤心念戒，不作有为

’……（灵太后因）请坐禅僧一百人，常在殿内供养之”等鬼话，威胁利诱，迫使“京师比丘悉皆禅诵”(《洛阳伽蓝记》卷二)

这些记载，提供了孝文帝以后，宣武、孝明时期佛教泛滥的一般情况，特别是指明僧人的主要来源，这时已转移到“实避调役”的编民方面

因此，尽管北魏末年统治阶级更加卖劲地提倡佛教，强化僧规，但从中原到北方广大地区的入道沙门，不仅“不能改肃”，而且愈来愈多地进行各种反抗，甚至冲破重重枷锁，参加到农民起义的行列中来

当时云冈虽然没有留下僧人起义的记录，但正光四年(523)围绕平城的六镇镇民已相率起义，“执（武卫将军于）景杀之

……诸镇华夷之民往往响应”(《资治通鉴·梁纪五》)，后三年即孝昌二年(526)，“流民寇恒州……陷平城”(《资治通鉴·梁纪七》)

可以推断，在这种革命形势下，云冈居禅的妖雾顿时消散，统治阶级精心建立的佛教“圣地”顷刻崩毁

《金碑》所记“验其遗刻”，“终乎正光”，极盛一时的云冈，终于在如火如荼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的风暴中沉寂下去了

 关于北魏统治者长期强制向国都平城聚集人力、物力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可参见宿白《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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