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文学思想内容中国戏曲文学在800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名家辈出，杰作不断涌现，并且经历了宋元时期的南戏创作、元代前期的杂剧创作、明代中叶以后的传奇创作、清代中叶的地方戏创作这样几个繁荣时期，产生了关汉卿、王实甫、汤显祖、洪昇、孔尚任等一批划时代的剧作家
戏曲文学不断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是戏曲作家与时代相结合，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在作品中呼喊出时代的声音，反映出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
而这种作家与时代息息相关、与人民群众休戚与共的关系，在作品中首先是以鲜明的思想倾向表现出来的
戏曲文学诞生不久，活跃在中国南方的“书会才人”就以犀利的笔锋，剖析了爱情、婚姻问题中的种种社会矛盾
在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大量宋元南戏作品中，冷酷无情的封建家长和“结亲权门”、“富贵易妻”的负心士人遭到尖锐批判，象征着爱情的纯洁和坚贞的蒋世隆和王瑞兰、王十朋和钱玉莲等青年男女则被热情讴歌
生活在下层社会的中国北方的杂剧作家，大多以战斗的姿态，投身于当时的剧坛
他们以杂剧为武器，愤怒抨击了元代社会的黑暗统治，批判的矛头直指那些骄横恣肆的“权豪势要”
对那些无法无天的贪官污吏、土豪恶霸、流氓地痞也痛加鞭笞，在舞台上再现了他们的丑恶面貌
与此成为鲜明对比的，是杂剧作家对被压迫者、被剥削者的同情和颂扬
戏曲作家塑造了满腔悲愤、指斥天地的窦娥，不甘忍受欺凌的张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王氏三兄弟，嫉恶如仇、勇于承担责任的李逵，以及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战胜恶势力的赵盼儿、谭记儿等人物形象，对他们的反抗精神和战斗品格,都以火一样的激情一再加以渲染,一再加以强调
正由于杂剧作家这种壁垒分明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使得元杂剧焕发出辉煌的光彩
明代中叶以后,传奇创作中的时事戏大量涌现
<鸣凤记>、<伪弓记>、<冰山记>、<清忠谱>、<万民安>等作品，以反权臣、反阉宦为主题，形成创作中的主流
它们对刘瑾、严嵩、魏忠贤及其门下的干儿义子们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残害忠良、荼毒百姓的罪恶行径极力予以嘲讽、挞伐；而对夏言、杨继盛、邹应龙、杨涟、周顺昌等正派官员的忠贞义烈作了热情的歌颂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时事戏对市民阶层代表人物葛成、颜佩韦以及地位卑微的李廵等人物的英雄气概和智慧的描写
他们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出现的新的阶级矛盾中涌现出来的新的人物形象
他们被搬上戏曲舞台，表现出剧作家朦胧地意识到社会下层的人们在反权臣、反阉宦斗争中的力量
尽管这些戏带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局限和阶级局限,甚至不能摆脱封建统治思想的影响,然而，它们抓住明代中叶以后发生的重要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站在被迫害者一方，对正义与非正义、公理与强权、是与非、美与丑的区别还是十分明确的
戏曲作家与时代相结合，给戏曲作品带来的第二个思想特点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剧作所表现的思想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发展
从历代描写爱情生活的优秀戏曲作品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思想变化与时代的关系
元代的王实甫，在<西厢记>中明确提出来“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理想
作者自己也在这个理想的鼓舞下，用最热烈的感情和最明丽的语言，描写张生和莺莺的相爱和结合，肯定他们对礼教大防的突破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礼教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法关系的道德条规，王实甫认为男女结合为夫妇要有爱情作基础，正是对这种以封建门第观念表现出来的等级制度和宗法关系的大胆否定
汤显祖在<牡丹亭>中，把爱情问题进一步提到个性解放的高度来描写
他通过杜丽娘的形象，歌颂个性的觉醒，歌颂热爱自由的年轻一代对封建理学统治的反抗；而且通过杜丽娘由生而死，由死而生,终于获得与梦中的恋人柳梦梅结为夫妇的描写,提出一个同理学对立的“情”字
作者坚信，在情与理的斗争中，情是可以战胜理的
《牡丹亭》所描写的情与理的斗争，是明代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萌芽要求打碎封建专制主义桎梏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曲折反映
清代花部乱弹中的爱情戏，是对宋元明以来爱情戏战斗传统的发扬；而且扩大了自己的视野，开拓了自己的领域
在<双锁山>、《穆柯寨》、《辕门斩子》、<白蛇传>等作品中，刘金定、穆桂英、白素贞的爱情生活是安放在戎马倥偬、刀光剑影的背景中来描写的
这些女英雄已经离开闺阁和绣楼，跨上马背，拿起刀枪，走上生死拚搏的战场
她们的感情是那么强烈、那么鲜明，她们的行动是那么无所畏惧，为了追求幸福生活，刘金定把所爱的人擒上山寨成婚；穆桂英敢于冲击三军司令的杨元帅；白素贞仙山盗草，水漫金山，虽九死其犹未悔
经过明末清初的大规模农民战争的洗礼，这些爱情戏曲折地反映了武装起来的广大妇女的感情生活的一些侧面，也反映了她们反封建斗争要求的进一步高涨
在戏曲文学发展的历史中，改编前人的作品是常见的情况
成功的改编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
这样的作品，在保持着思想倾向的鲜明性的同时，还随同时代的步伐，不断加深对周围现实的认识，不断开掘作品的思想深度，表现出现实主义的深化
南宋的陆游，在他的家乡听过“负鼓盲翁”说唱的蔡中郎故事，诗人对蔡中郎的“死后是非”发出感慨，说明民间说唱文学中的蔡伯喈已经远离史实，变成文艺作品中的反面人物了
几乎在陆游喟叹的同时，滥觞于东南沿海一带的南戏也以蔡中郎故事为题材,编写了剧本<赵贞女蔡二郎>,并被称为戏文之首
从《南词叙录·宋元旧篇》的记载可知，《赵贞女蔡二郎》描写了蔡伯喈的“弃亲背妇”，并以“暴雷震死”作结，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忘恩负义的读书人的义愤
元末的高明据以改作<琵琶记>，把批判的矛头从“不忠不孝”的蔡伯喈转向“极富极贵”的牛丞相，虽然开脱了蔡伯喈，但却深入挖掘了这一婚变事件的社会原因，认为牛丞相强行招赘蔡伯喈，是对封建秩序和封建道德的破坏，造成了蔡家的悲剧；因此，蔡家的贫困饥馁与相府的富贵尊荣，也以双线发展的形式，在作品中形成强烈对比
经过戏曲艺人的不断加工、创造，清代高腔剧种中的《琵琶记》，又以<描容上路>、《赵氏闯帘》、《扫松下书》，以及全剧结束时的“打三不孝”，突出赵五娘坚韧不拔性格中斗争性的一面；并且扭转高明对蔡伯喈的维护，对蔡伯喈在整个悲剧中应负的责任，对他的软弱、动摇作了应有的批判
总之，戏曲文学思想内容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思想倾向的鲜明性，另一个方面是主题思想的不断深化
它们都证明戏曲作家是与时代相结合、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
也因为这个原因，戏曲艺术才能永葆青春，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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