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文化思想实验主义胡适的实验主义思想，受到了其导师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影响

具体而言，胡适认为实验主义方法，就是把杜威的“五步说”浓缩成“两步说”

第一步：历史的方法，即任何学说，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的，自有它所发生的原因，也有它所产生的效果；第二步：实验的方法，即一切学说，都只是一种假设，都必须通过实验来检验

胡适还进一步把它提炼成“大胆的假设，小心地求证”十字箴言

这句话注重的后半句，不管是研究科学，研究国学，研究治国之道，需要的是更多的耐心，和更多的谨慎

实事求是，不是避开事实问题而去谈理想主义，不是抛弃现实问题而去重建社会

需要有一种实践的精神在事实中发现问题，并改善现实 

乐观主义胡适不提倡东方的圣人那种无为

人生在于奋斗，即使在潦倒的窘境，也要对前途有起码的乐观和自信

一步一步都可以踌躇满志，把每种进步都看成是巨大的希望，这正是胡适对于人生的乐观

胡适的乐观有其合理来源

胡适的乐观首先是对科学的信心

20世纪中国与世界的巨大科学进步使胡适坚信科学可以救国，可以产生新文化，可以“使人类痛苦减除，寿命延长，增加生产，提高生活”

胡适的信心也来自教育

从教育入手来改变国家当然是个缓慢的过程，但胡适认为这个过程不可超越，相反，教育越失败越要加强教育，根本的方法只有用全力扩大那个下层的基础，就是要下决心在最短年限内做到初等义务教育的普及

同时，胡适对经济制度、民主政治也充满信心

胡适认为，随着物质享受的逐渐增加，人类的同情心也逐渐扩大，胡适推崇西方文明，认为可以靠西方制度和法律使得大多数人能过上幸福的活 

中西论战1958年，胡适从美国回台湾后，引起的最大浪潮就是“中西文化论战”

胡适在《文星》上发表《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提出回到“五四”的命题，中国要发展科学，必须要面对中国文化中的缺点

胡适认为中国文化中不具备发展科学的精神基础，他批评中国文化“没有灵性”或少有灵性

这场论战后来发展为两派，一派以李敖等人为代表，主张“我们面对西方现代文化，就好像面对一个美人，你若想占有她，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得一块儿占有

”另一方以胡秋原等人为代表，主张人们不可在“复古”“西化”中选其一，“因复古只足以促成洋化，而洋化无论西洋化、北洋化，到最后都是亡国

”这场论战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 

容忍与自由胡适认为容忍是每一个人的事，是每一个人的克己功夫，他着重的是每一个人的态度问题、心理问题

他在《容忍与自由》一文中举例：约翰·加尔文等人进行宗教改革，因为他们不满罗马旧教的种种不容忍、不自由

但新教在中欧北欧胜利后，加尔文在日内瓦掌握了宗教大权，他却把有独立思想、批评加尔文教条的塞维图斯定了“异端邪说”的罪名，把他用铁链锁在木桩上烧死

中国历史也有例证：一般认为农民是弱势群体，可在动荡时期，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军手中也握有生杀大权

我们一般不会想到中学生是有权势的人，可在一个时期，中学生们手拿皮带，看谁不顺眼就可以把他打死，即便他以前是权倾一时的省军级

通过这些事例，胡适意在说明：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不容忍”的魔鬼

这个魔鬼一旦和权力结合，我们就成了不折不扣的野兽 

晚年时期，针对当权者蒋介石，胡适提出“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强调拥有权力的人要更能容忍

这里含义很深，如果拥有权力的人不容忍，对自由的伤害会很大，当权者要给思想、言论自由留出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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