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思想争议早在民国时期，对胡适思想的质疑之声便已存在，例如鲁迅、陈西滢都指责胡适的提倡整理国故是开现代科学倒车的作法

胡适研究专家周质平认为：胡适所提倡的整理国故，对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无积极推动的作用，还把一批青年人引上乾嘉考证的老路 

1954年，新中国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

但正如郭沫若所说：“文化学术界的空气却相当沉寂，很少看见批评和自我批评，仿佛文化学术界已经是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了” 

实际上，显然不是这样

学术界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观点”，依然根深蒂固，过去的思想改造运动，按照胡适自己的话来说，等于号召重温他的著作，是在“铁幕里替他宣传他的思想” ，因此“我们的文化界并不是天下太平、没有什么问题了，而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并很快在随后的文艺批评实践中“暴露”了出来 

1954年9、10月间，《文史哲》《光明日报》先后刊发了山东大学学生李希凡、蓝翎，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 

却相继遭到《文艺报》的“置之不理”和《人民日报》的“拒绝转载”，这就不得不引起当毛泽东的注意 

10月16日，毛泽东就此事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的其他领导同志的信中说到：“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 ，转而将彻底批判的烈火，引向附着在俞平伯身上的“胡适的幽灵” 

并进一步号召，“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毛泽东揭示了发动这场运动的最终目的，即：通过对在知识分子中间有巨大影响的胡适思想的批判，在更广、更深的层面上宣传、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文艺领域的领导地位 

因此，“批判俞平伯的学术思想，就必然要联系到批判胡适，就必然要联系到批判胡适的思想方法” 

10月27日，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向毛泽东提交了《关于展开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的报告》，指出要彻底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就不应该停留在一本书和一个人，也不应该局限于古典文学的小范围，而应当从各个方面全面展开

并进一步提出从根本上清算胡适的唯心思想，是一个长期的严重斗争任务，应及早“动员各方面着手组织人力，研究胡适派思想在各方面的表现” ，以便使这场批判运动有准备、有计划地从《〈红楼梦〉研究》向“胡适思想批判”过渡 

11月8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了题为《文化学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一一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对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其中谈到：“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

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过他” 

所以在后续的展开论述中，郭沫若，毫不客气地认为“只有资产阶级的反动文人如胡适之流才是最大的武断家”，并从根本上指出胡适所提倡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就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论” 

同时，这一时期，全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团先后联合召开了八次会议，针对学术界《红楼梦》研究中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倾向，和文艺界《文艺报》等刊物“看轻新生力量的错误作风”“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态度”，进行了严肃地讨论与批判

12月2日，在中科院院务委员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举行的联席会议上，正式成立了以郭沫若为主任的“胡适思想批判工作委员会”，决定从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史观点、考据学在古典学术研究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等九个方面，有组织、有计划的对胡适思想进行全面、系统地批判

12月8日，周扬、郭沫若、茅盾又依次在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召开的联席扩大会议上，发表了三篇著名的“战前动员”   

随即，中国大陆思想界掀起了一场批判胡适思想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胡适的思想不仅受到了他的对立者的猛烈批判，而且他的朋友故旧，甚至学生也都向胡适一齐开火

1949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何干之的《五四的两个基本口号》，文章批判了胡适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的主张是阻止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成长，是对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权的抗拒

1951年8月，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等师生召开“控诉会”，俞平伯、顾颉刚、朱光潜等胡适的同事、学生都作了批判性发言 

1954年12月2日，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依据先前毛泽东与其谈话的精神，对原来关于胡适批判问题的草案做了根本修改，并提交中科院与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审核通过

这份经过修正的计划，将批判的主要目标聚焦为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思想，议定将从以下九个题目具体展开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工作

分别为：第一，以艾思奇为召集人，王若水、任继愈、李达、冯友兰、胡绳、何思敬、贺麟等为主力的对胡适的哲学思想的批判，侧重点在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第二，以侯外庐为召集人，夏康农、汪子嵩、曾文经、黎澍、郑鹤声、荣孟源、潘梓年等为主力的对胡适政治思想的批判；第三，以范文澜为召集人，罗尔纲、翦伯赞、童书业、周一良、高亨、夏鼐、嵇文甫、白寿彝等为主力的对胡适的历史观点的批判；第四，以冯友兰为召集人，金岳霖、侯外庐、汪毅等为主力的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的批判；第五，以黄药眠为召集人，陆侃如、游国恩、罗根泽、王瑶、蔡仪、曹道衡、钟敬文、王元化等为主力的对胡适的文学思想的批判；第六，以何其芳为召集人，余冠英、褚斌杰、李长之、张毕米、林淡秋等为主力的对胡适的《中国文学史》的批判；第七，以尹达为召集人，陈炜谟、田余庆、潘允中、赵俪生、高亨、吴文祺、张志岳等为主力的，对胡适的考据的方法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批判；第八，以张天翼为召集人，李希凡、蓝翎、钟洛、力扬、许之乔等为主力的，对《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的探讨：第九，以聂绀驽为召集人，刘绶松、刘永济、老舍、胡念贻、吴小如等为主力的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对所谓新旧“红学”的评价

此后55年至62年，学术界对胡适的批判和否定，除了新增对胡适的“反动的教育思想”、“唯心主义语言学”、以及戏剧观点等的批判之外，基本上没有越出以上周扬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所划定的范围 

这一时期，在绝大多数“上恶谥、贴标签、画咒篆”，极尽谩骂、推衍之能事的批判文章中，胡适被从哲学、史学、文学、考据学等各个领域全面而粗暴地否定，并由此揭开了五十至七十年代，近三十年，胡适众叛亲离、“形灭神散”的个人形象史上最为黯淡的时期 

欧阳哲生曾在提到五十年代中期的“胡适大批判”时写道：“在胡适研究中，这是一个沉重而令人深思的话题……经过这场运动，胡适变成一个头戴多顶帽子、臭名昭著的‘反动人物’

胡适的个人学术名誉、学术地位可以说是一落千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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