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经学钱穆研究经学最早始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刘向歆父子年谱》是钱穆研究经学最著名的作品，涉及经学的著作有《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中国学术通义》、《四书释义》、《国学概论》、《孟子要略》等

他在经学的渊源和历史，经学的基本精神和方法，经学的今古文之争等方面，有独到见解

 钱穆以史学研究经学，辨析今古文原义，破除经学的今古文门户成见

在钱穆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之前，研究经学的学者，一般将刘歆发掘的籀书经典文献称为古文经学，这些文献使用西周时通行的籀书字体，汉代通行的字体则是隶书，刘歆发掘的这些古代文献，同当时已有的儒学文献，在思想观点上有出入，于是形成了经学的古文与今文争论，特别是今文学家怀疑古文经是刘歆伪造的文献

钱穆对古文与今文含义有不同看法，对经学的古文与今文争论看法也不同

 钱穆认为，古代学术，在西周时期还是贵族学，其学术文献相对于后世来说是古文书

战国时期贵族学衰弱，平民学兴起，有了百家学术，其学术文献相对于战国之前的文献来说，是今文书

儒家派系继承了贵族学的主体思想，其他百家派系同儒家派系之间的论战，就表现为最早的古文书与今文书之争，本质上是儒家古籍与百家话语的思想争鸣

在汉武帝确立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之前，这一学术思想的斗争，主要发生在汉初的儒家与黄老道家之间

 当汉武帝表彰“六经”，独尊儒术，就意味着最初的古文书与今文书论战的结束，意味着儒家古籍在同百家话语的思想争鸣中取得了胜利，战国之前的古代儒家典籍被尊为“经”，经学正式开始，古文复兴

钱穆认为战国之前的古代儒家典籍是更为可信的，而战国晚世的诸子百家都试图托古创制，所作的今文书论著，经常篡改古籍，不可深信

因此，钱穆提出考证中国上古史应当根据汉代的古文旧书，所以司马迁作《史记》时，就十分看重古文书

不过当儒学获得国家学术思想的正统地位，其他各家学说也都穿凿附会，借托儒学名义在发展，儒家也渗透到百家学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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