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绥之人物轶事厉绥之与鲁迅厉绥之与鲁迅是刎颈之交
他们曾同舟进京赴考,并一同考取赴日公费留学生;一同赴日,就读于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同班同寝室
厉绥之后又接受了鲁迅的意见,一起学医
鲁迅关于遗传学方面的医学毕业论文就是厉绥之帮他写成的
两人的名字还一起排在当时的“日本支那名人录”中
厉绥之1961年9月25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五十年前的学友——鲁迅先生》一文,与后来《杭州日报》等媒体上关于厉绥之与鲁迅的文章,是研究厉绥之与鲁迅早期生活和思想的珍贵史料
1902年,厉绥之与鲁迅、钱均夫、许寿裳等一批浙江学子,同船进京参加清政府公费留学复试
据厉绥之回忆,浙江的这一批考生都在杭州的菜市桥上船,经一个多月的旅途劳顿,最后到达紫禁城
船上的那些日子,大家谈得较多的是留洋留到哪里好——说可以自己选,但谁也没经验,都想不出志愿如何报
少年鲁迅很健谈,全不似老辣时候的沉默寡言
鲁迅当时对大家说:“还是到日本国去吧——洋鬼子们脾气都坏,要胡乱杀人
美国太遥远,日本近些,万一有危险,逃回来也方便
”结果后来填志愿,浙江的这一批留学生大都去了日本
在日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时,鲁迅与厉绥之同班同寝室,他们一起上街,常遭日本少年辱骂,他们都非常生气,而据厉绥之回忆,鲁迅却与他说:“我们到日本来,不是来学虚伪的仪式的
这种辱骂,倒可以编在我们的民族歌曲里,鞭策我们发愤图强
” 刚到日本时,鲁迅很合群,但到了后来,他行为处事都特立独行———比如,大家为了生活的方便,都改穿西服,但他仍然穿又长又厚的棉布长衫,进出很惹人注目
要命的是,长衫洗起来麻烦,他就很少洗
有时厉绥之看不下去,就帮他洗洗
1904年,在弘文学院学毕日语后,厉绥之接受鲁迅的意见,一起学医
鲁迅对厉绥之说,做医生不为赚钱,而是为劳苦同胞治病出力,清政府以民脂民膏给我们出国留学,我们应报答劳苦大众
但最终鲁迅就读的是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而厉绥之就读的则是日本金泽医学专门学校
而鲁迅自己对医学的热情却越来越淡——他本想写一本关于遗传学方面的书,作为毕业论文,但起了个头就没有了兴致,他想的是更重要的事
后来鲁迅的论文由厉绥之帮他写成
但就是这样,鲁迅最后还是半路上弃医从文了
学成后,鲁迅与厉绥之纷纷回国
鲁迅只要路过杭州,多去找厉绥之
有一次厉绥之夫人在吃饭时问鲁迅:“豫才先生为什么取名鲁迅?”已剃了板刷头的鲁迅说:“因为我的母亲姓鲁,她小时候叫我‘阿迅’,所以就取了‘鲁迅’的笔名
”这个说法和后来正史中的不大一致
厉绥之与钱学森厉绥之与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是刎颈之交
钱家有人病了,都请厉绥之看,其中就包括钱学森
钱学森小时候羸弱,得过两次很厉害的病,差一点夭折——一次是脑膜炎,一次是伤寒
后来都在厉绥之的照料下转危为安
1946年钱学森回家探亲,拜过高堂之后,第一个来看的就是厉绥之——他当时是下跪的,说:“伯大人,没有你当初的照顾,就没有我钱学森的今天
” 钱学森与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之女蒋英被传为佳话的结合也是由厉绥之作的冰
为慈禧太后诊病留洋归国后的厉绥之曾名噪一时,因有他那般资历的医生当年在国内较少见,多有达官显要邀他为其医病诊治,其中甚至包括慈禧太后
据《杭州日报》载,厉绥之曾为慈禧太后看过病——从前进宫给女眷看病,都是“牵线搭脉”的,但厉绥之说,非得肌肤相触,才能精辨脉象,还得宽衣解带用西医的听筒,不然无法确诊
出人意料的是,慈禧太后竟然破例,一一答应了
抚养陈英士遗孤据《杭州日报》载,厉绥之曾为陈英士抚养了一个孩子,名为陈英遗
陈英士与厉绥之交往很深
陈英士原先住在杭州时,有什么病痛,都去找厉绥之,后来成了上海大都督,看病仍然要来杭州找厉绥之
有一天,陈英士又来到厉绥之家,说不是看病,是有私事相托
原来陈英士在上海做了大都督,交了一个电影明星
两年之后,有了孩子,在上海不方便,所以他把孩子带杭州来了
厉绥之心善,就答应帮助陈英士抚养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来杭州的第二年,陈英士就被暗杀,而这时候他连姓名都还没有
厉绥之说,就叫“陈英遗”吧,意思是他乃陈英士的遗孤
到陈英遗十几岁的时候,蒋介石已经站稳脚跟,陈果夫、陈立夫也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陈英遗是他们的堂弟,厉绥之就想,还是把孩子送回去的好,到了陈家,孩子的前途会好些
但托人传言之后,陈果夫、陈立夫不相信,也不来相认
当时的陈英遗已经懂事,认亲被拒他也知道
他后来和厉绥之说,他不想投靠别人,他只认这个家
厉绥之说,好吧,你就做我的儿子
隔了一年,厉绥之把陈英遗送到了浙江警官学校读书,毕业之后,厉绥之夫人准备给陈英遗找个杭州姑娘,给他张罗婚事
但陈英遗不同意
在平海路陈英士铜像前,他是这样和厉绥之夫人说的:国家正逢多事之秋,自己又是个身世不明的人,他拒绝妈妈,不是不孝,而是怕耽误人家姑娘,于自己以后的人生奋斗也恐有拖累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进攻上海,陈英遗在虹桥中国军用机场附近抗击日军,与数百将士一起阵亡
厉绥之的医疗外交1922年,第八次世界医学大会在日本东京召开
当时的中国代表即为厉绥之与他的同窗好友、时任教育总长汤尔和
大会主席团在排名的时候,将伪满洲国和“支那”分开排,伪满洲国还排在“支那”的前面
这样的排法是日本人精心安排的
厉绥之与汤尔和得知后,竭力抗议,并以退出会议相威胁
但弱国无外交,日本人半理不睬,最后折中,把“支那”排到了伪满洲国的前面
当时的中国的确是弱国,军事、政治不用说,文教、卫生也是提不起来
照规定,与会国都要送论文,但中国一篇也没有
那样的国际会议,泱泱大国白板一块还不让人笑掉大牙?厉绥之就想了个办法,抄了几段《伤寒论》充数
《伤寒论》是中国古人的医学著作,那时候知道的外国人还不多
西方一些专家看了书中关于伤寒的理论,大为赞叹,都说要见见《伤寒论》的作者张仲景先生
借助这次机会,厉绥之倒是让西方人了解了一点中医的博大精深
20世纪30年代初,因为看病的缘故,厉绥之经常成为时任杭州市市长周象贤家中的座上客
有一天,周象贤愁眉苦脸地和厉绥之说,他碰到一件棘手的事情:日本人要做“太阳啤酒”的广告,要求的地方很大,从一公园到六公园
广告用洋铁皮做,两人多高,真的竖起来了,还不把西湖都包起来了?游客来了连西湖都看不见,像什么话?周象贤不想答应,又不敢得罪日本人,这两天寝食不安
厉绥之说,他来想想办法——当时杭州的日本总领事叫松村雄藏,和厉绥之熟,也很尊敬厉绥之(厉绥之的名字和鲁迅一起排在当时的“日本支拿名人录”中)
厉绥之和松村说,不讲遮了西湖,杭州人伤面子,中国人伤感情,就是日本游客来杭州,看不见西湖了岂不扫兴?后来厉绥之建议道,在马路边立一些自鸣钟,广告就做在上面,这样既方便路人看时间,太阳啤酒也可“广而告之”,岂不两全其美?老杭州都知道,早先路边自鸣钟上的啤酒广告就是这样来的
让杭州市长愁苦不堪的事情,厉绥之通过“医疗外交”,三言两语就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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