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第二期公元465年，文成帝死后，各族人民不断起义

471年孝文帝即位后，青齐一带起义规模越来越大，北魏皇室、贵族崇佛祈福也愈演愈厉，这时云冈连续开凿成组的大窟，如实地反映了北魏统治集团对自身安全的极端忧虑

这一阶段，即云冈石窟的第二期

其具体时间，大约自文成帝以后以迄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前的孝文帝时期，即465~494年

北魏云冈，以此阶段为最盛

《水经注·水㶟》“武州川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祇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

其水又东转径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应该就是从这一期晚期迄第三期开始时的云冈情景

 第二期石窟和龛像的急剧增多，反映了文成帝以后孝文迁洛之前这一阶段，佛教在北魏统治集团的提倡下，发展迅速

《大唐内典录》卷四记“恒安郊西谷东石碑具在，其碑略云，自魏国所统资赋，并成石窟”事，主要应是指这一期的情况

第二期窟龛的现存铭记，除皇室外，还有官吏(如《金碑》所记的钳耳庆时)、上层僧尼（如17窟造三像龛的比丘尼惠定）和在俗的邑善信士（如11窟造石庿形象九十五区的邑善信士五十四人）等，表明这时云冈已不限于皇室开窟；窟龛的造像内容，进一步说明云冈这时已成了北魏京城附近佛教徒的重要宗教活动的场所

如果说云冈第一期造像作为僧人禅观的对象还不甚明确的话，第二期窟龛的形象就十分清楚了

特别是在面积较小的范围内，把主要佛像集中起来的小龛的形象，表明禅观这个宗教目的尤其明显

这时窟龛不仅继续雕造禅观的主要佛像，如三世佛、释迦、弥勒和千佛，并且雕出更多的禅观时所需要的辅助形象，如本生、佛传、七佛和普贤菩萨以及供养天人等，甚至还按禅观要求，把有关形象联缀起来，如上龛弥勒，下龛释迦

这种联缀的形象，反映在释迦多宝弥勒三像组合和流行释迦多宝对坐及多宝塔上，极为明显

这样安排，正是当时流行的修持“法华三昧观”时所必要的

可能是“东头僧寺，恒供千人”(《续高僧传·昙曜传》)的第3窟，有人怀疑它是昙曜雕凿的大型禅窟，这个怀疑，由于3窟上部发现了弥勒窟室，有了更有力的佐证

坐禅入定，急需“次后作佛”（《妙法莲华经·从地涌出品》）的弥勒决凝，以求往生包括兜率天在内的佛国净土

下边开凿巨大的禅窟，上部单独雕出一个弥勒形象，显然是为了禅观的需要，因此，在这一期石窟主像的布置上，交脚菩萨装的弥勒就取得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由于石窟和禅观联系密切，这期不少窟室的窟口和明窗的两侧雕出了“树下坐禅”

推测是孝文帝兴凿的5、6，7、8两组更为突出

看来，这很可能是当时有意树立的禅定的标准形象

修禅宜僻静，“高祖（孝文帝）践位，显祖（献文帝）移御北苑……建鹿野佛图于苑中之西山”（《魏书·释老志》），“注诚端思，仰模神影……凿仙窟以居禅，……或步林以径行，或寂坐而端宴”(《广弘明集》卷二九高允《鹿苑赋》)

佛陀禅师至魏平城，孝文帝敬之，“别设禅林，凿石为龛，结徒定念”（《续高僧传·佛陀禅师传》）

云冈环境，处崖边水旁，正适禅寂

北魏统治集团自文成以后，特别在孝文时期，在云冈为佛教徒建立了一个习禅的重要地点，可以无疑

 当时的习禅僧人有的是为宗教所欺骗，祈求“解脱”；但更多的是“假称入道，以避输课”；也有的是像“承明元年(476)八月，高祖（孝文帝）于（平城）永宁寺设太法供，度良家男女为僧尼者百有余人，帝为剃发，施以僧服，令修道戒，资福于显祖（献文帝）”那样，被皇室大族为了自家做功德所度舍；当然也会有像以后一些上层“僧尼辄度他人奴婢”，或是“多养亲识及他人奴婢子，年大私度为弟子”的

 我们对照当时已译出的《禅经》），结合云冈的具体条件，可以估计那时云冈集聚了不少如上所述的各种禅僧，他们自愿或不自愿地为佛教上层禅师所摆布，被强制地摒除所谓尘世欲望，着魔般地按规定顺序，就窟龛观看各种石像，然后分布于水边、树下、崖间、龛内等幽静之处，打坐苦忆所观的形象，如果苦忆不出（不能入定），就要一遍一遍地再度入窟就龛观像坐禅，实在解决不了，就得请求弥勒决疑

弥勒地位在这期不断提高，正反映了禅僧们的极端苦闷

坐禅僧人就是这样经年累月，冥思穷想，精神极度疲惫之后，于是朦朦胧胧，有若弥勒面奉，释迦现前，千佛授手，七佛见证，或是涌现宝塔，化佛遍布，恍恍惚惚，而渐入幻想中的佛国，终于神经错乱而成为统治阶级残酷统治的牺牲品

总之，第二期石窟清楚地表明当时自皇室以迄上层僧尼和所谓的“邑善信士”的统治阶级，浪费大量人力、物力，雕窟龛，造佛像，甚至广度僧尼为他们祈求福田饶益，而广大劳动人民则为他们输租调，服劳役，甚至被强迫出家为他们做功德

这样一幅对比鲜明的阶级压迫图画，就是第二期石窟所反映的当时北魏社会的最真实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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