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简介《<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里首次说明了“研究对象的规定”：（1）可见，资本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这样说是因为恰好抛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积累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
因此，生产关系的全部历史，例如在凯里看来，是历代政府的恶意篡改
（2）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
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
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
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
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
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
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
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
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
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
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
（3）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
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
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在关于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的表象中）的顺序
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马克思给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分析对象”：（1）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
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
（2）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
（3）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资本论》（1867年）马克思在一个注释里面回顾了“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
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
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
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
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是神的启示
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
”（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版第113页）巴师夏先生认为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专靠掠夺维生，这真是滑稽可笑
如果人们几百年来都靠掠夺维生，那就得经常有可供掠夺的东西，或者说，被掠夺的对象应当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
可见，希腊人和罗马人看来也要有某种生产过程，从而有某种经济，这种经济构成他们的世界的物质基础，就像资产阶级经济构成现今世界的物质基础一样
也许巴师夏先生的意思是说，建立在奴隶劳动上的生产方式是以某种掠夺制度为基础吧？如果是这样，他就处于危险的境地了
既然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思想巨人在评价奴隶劳动时都难免发生错误，那么，像巴师夏这样的经济学侏儒在评价雇佣劳动时怎么会正确无误呢？——借这个机会，我要简短地回答一下美国一家德文报纸在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出版时（1859年）对我的指责
在那本书中我曾经说过，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可是据上述报纸说，这一切提法固然适用于物质利益占统治地位的现今世界，但却不适用于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也不适用于政治占统治地位的雅典和罗马
首先，居然有人以为这些关于中世纪和古代世界的人所共知的老生常谈还会有人不知道，这真是令人惊奇
很明白，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
相反，这两个时代谋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为甚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主要作用
此外，例如只要对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稍微有点了解，就会知道，地产的历史构成罗马共和国的秘史
而从另一方面说，唐·吉诃德误认为游侠生活可以同任何社会经济形式并存，结果遭到了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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