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规范化历史沿革语言规范化工作具有悠久的历史
公元前四世纪印度语言学家波尼尼就是一个语言规则的制订者,他在《梵语语法》即《波尼尼语法》中,用3996(或说4000多)条规则,描写梵语的语音和语法,对梵语的规范化起了很大作用
在中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书同文”政策,采取李斯的建议,统一规定以小篆为正字,淘汰通行于六国的异体字,对汉字规范化起了重要作用
在欧洲,文艺复兴以后,拉丁语的地位下降,代之而起的是各个新兴民族国家的本地语
为了“保卫”和“纯洁”这些本地语,许多欧洲国家相继建立了学院
1582年,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就成立了旨在净化意大利语的秕糠学会,它帮助多斯岗方言成为意大利语的基础方言,并在1612年出版了有名的《秕糠学会词典》
不久法国也相继成立了法兰西学院,该机构的章程宣称“本院宗旨是:全力以赴规范我们的语言,使其纯洁、富于表现力,并对文艺和科学进行充分描述
”并经过多年努力编成了《法兰西学院词典》(1694年)
实际上,19世纪以前所有的语言学都是注重规范的
希腊和拉丁语法学家是教科书的编写者,他们希望建立一套正确地用自己的语言写作和说话的永远不可改变的规范准则
这也许是人们总是把他们的工作轻蔑地称为“前科学的”的原因
但甚至在19世纪,许多杰出的新语言科学的奠基人也都深深地卷入了语言规范问题
丹麦的拉斯克花了许多时间为丹麦语设计了更合理的拼写系统,并且就此题目于1826年出版了整整一部书
德国历史语言学派的奠基人,象格里木和施莱赫尔,就德语的正确性这个题目写了许多文章
19世纪下半叶,新语法学支配着语言学,他们对这个问题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保罗在其《语言史原理》一书中,用一整章来探讨标准语,而诺林写了一篇透彻的文章,研究语言的正确性问题
在英国,语言学伟大的奠基人斯威特终生都活跃于“拼写改革协会”
在20世纪,梅耶详尽地考虑过这个问题,而叶斯柏森在其《人类、民族和个人》一书中,以两整章的篇幅讨论“正确性的标准”这个题目
语言规范不能凭个人的主观好恶,必须要有客观根据,特别是在选择标准语时,更要注意这点
标准语是一个民族的经过加工、规范的共同语
它是在某个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
这种作为共同语的根源的方言叫做基础方言
在同一语言的诸方言中,究竟哪种方言能成为基础方言,并不决定于人们的主观爱好,而决定于该方言在整个社会中所处的地位
通常有下列因素使一个方言成为标准语的基础:1.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在地;2.通行地区广,使用人口多;3.代表整个语言发展的趋向;4.如果有文字,往往有用这个方言写成的大量文献
一种标准语的基础方言如果分布很广,各地语音有差别,应该选一个最有影响的地点的语音作为标准音
例如,现代汉语的标准语即汉语普通话是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
这是因为我国的北方是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主要地区
著名的古都北京、西安、洛阳、开封等都在这个地区
由于旧的书面语——文言跟口语日益脱节,十二三世纪以后,形成了一种与北方口语紧密结合的书面语——白话
许多重要的文学著作如《水浒》、《儒林外史》、《红楼梦》等都是用白话写的
不仅说这个方言的人占70%,通行地区也约占说汉语的地区的四分之三,而且许多方言区的人也看得懂白话文,会写白话文
所有这些因素使北方方言成了汉语标准语的基础方言
北方方言分布很大,各地语音有差别,于是选择了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这是因为近六七百年以来,元、明、清三代都建都于北京,所以北方方言里的北京话影响最大
“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使北京语音成了“国音”
解放以后,我国定都于北京,北京成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北京话的威信进一步提高
党和政府根据汉语发展的客观规律,明确规定汉语标准语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又如,意大利的共同语是建立在多斯岗方言的基础上的
这是因为当意大利还没有绕一以前,著名的文豪如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就是用这种方言写作的,他们整理、锤炼、丰富了这种方言,并使它随着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传遍了整个意大利半岛
意大利的标准语就在多斯岗方言的基础上形成,而标准音则选多斯岗的首府——佛罗伦萨的读音
现代维吾尔标准语的词汇和语法以伊喀方言为基础,语音则以乌鲁木齐伊犁话为标准音
语言一般只有一种标准语,但也有两种或多种标准语的,如傣语就有西双版纳和德宏两种标准语
标准语的规范不能全部照搬基础方言和标准音的全部内容
如汉语普通话的语音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因此,凡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都是不规范的
这是就整体说的,但不是说北京话任何一个语音成分都是标准的,都是普通话成分
在北京语音里,由于各种原因,也仍然存在着一些分歧,例如异读和土语成分等等
对于这类异读词,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曾经加以审订
又如北京语音里,轻声和儿化特别多,普通话没有必要全部吸收进来,应该吸收哪些,也要进行调查和研究
普通话的词汇是以北方话词汇为基础的
北方话词汇有极大的普遍性
但不是说,凡是北方话所有的词都可以进入普通话
北方话里一些地方色彩特别浓厚的成分,说出来只有较小地区的人能懂,如北京话的“老爷儿”、“取灯儿”、“老儿子”就不能吸收到普通话里
为了丰富词汇,标准语还应从其他的方言和与本民族具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语言中吸收语言成分
如果一种语言早就有了书面形式,标准语还经常从古代文献中汲取有用的成分
此外,标准语还从专门的政治用语、科学术语和行业语中吸收它所需要的词
如汉语中的“瘪三”、“垃圾”、“名堂”、“搞”、“扯皮”、“尴尬”、“把戏”“门诊”、“教案”、“排版”、“黎明”、“和尚”、“消极”等
语言规范是一个历史范畴,规范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不仅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而且还是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
语言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合乎规范的,在另一个历史时期就可能发生变化,不再是规范的了
这是因为语言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不论什么时候凡是符合发展规律的现象都是规范的
确定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的规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既要考虑到它的稳定性和继承性,又要看到它的发展和变化
语言在不断发展,新质要素在逐渐积累,旧质要素在逐渐衰亡,必须重新肯定经过考验的语言成分,淘汰过时的东西,而新的语言现象的出现,一般是从个别人或个别集团的使用开始的,在开始时可以是不规范的,但大家都跟着用,用得广了,时间长了,也就约定俗成了,也就成了新的规范
从少数人的使用到多数人使用,又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则它一般是合乎语言的发展规律
不论是新出现的语言现象,还是衰退消失的语言现象都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逐渐的,要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这样就出现一种中间过渡的现象,或是两种现象并存,这就需要确定哪种现象是发展的,是上升的,是有生命力的;哪种是衰退的,无生命力的,必将消失的现象,并把前者定为规范,大力推广
如现代汉语普通话一些词的读音的变化,新的读音是发展的趋势,但旧的读音还没有消失
例如:“缔结”原来的读音是tī,现在是dì;“秘密”原来的读音是bì,现在是mì;“收获”原来的读音是hù,现在是huò;“说客“原来的读音是shuì,现在是shuō;“暴露”原来的读音是pù,现在是bào等,现在经过审音,确定后一个读音为规范音
制定语言规范必须符合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否则不能促进语音正常的发展
如我国1977年12月20日发表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由于事前调查研究欠周,没有认真贯彻“约定俗成”的原则,把一些未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的简体字也吸收进来,破坏了汉字构造的规律,容易造成用字的混乱,公布试用以后,群众议论纷纷,各方面意见不少,不久也就由国家语委报经国务院批准停止试用了
解放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现代汉语规范化的工作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1955年10月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接着中国科学院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
当时中央确定了“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的语言文字工作三大任务
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语言文字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1955年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定了民族共同语的标准,给普通话下了科学的定义,制定了“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的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方针
1956年国务院向全国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成立了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和普通话审音委员会
后又出版了《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
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成立了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机构
教育部、广播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了“普通话语音教学广播讲座”
教育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联合举办了普通话语音研究班
从1958年起,多次召开“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
1978年教育部发出《关于加强学校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教学的通知》
1985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广播电影电视部正式公布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
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使普通话的推广有了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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