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书院碑匾文化麓山寺碑岳麓书院办学千年，积累了大量的碑匾文物，如唐刻“麓山寺碑”、明刻宋真宗手书“岳麓书院”石碑坊、“程子四箴碑”、清代御匾“学达性天”、“道南正脉”、清刻朱熹“忠孝廉洁碑”、欧阳正焕“整齐严肃碑”、王文清“岳麓书院学规碑”等，主要分布在麓山寺碑亭、讲堂、御书楼壁及复廊、百泉轩园林碑廊等地

麓山寺碑亭竖有麓山寺碑

此碑是中国现存碑刻中影响较大的一块唐碑，也是长沙现存时间最早、价值最高的碑刻，由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篆刻家李邕于唐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亲自撰文、书丹、并镌刻，因文、书、刻三者俱佳，故有“三绝碑”之称

历代许多大书法家都曾前来瞻仰临摹，宋代书法家米芾于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专程前来临习，并刻“襄阳米黻同广惠道人来，元丰庚申元日”16字于碑阴

原刻在麓山寺中，后移至岳麓书院右侧，明知府钱澍建亭护碑

清代嘉庆年间有达官遣吏前来拓取，因不得其法而使名碑碎裂，长沙知府沈廷瑛得知之后，亲赴现场，和沙灰集其残片94字，另嵌碑亭内壁之上

讲堂檐牌匾讲堂檐前悬挂的“实事求是”匾，是民国初期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宾步程所撰，为岳麓书院在转制时期的校训，对当时寓居于书院的毛泽东影响很大，后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

大厅中央的两块鎏金木匾，一为康熙皇帝御赐的“学达性天”，一为乾隆皇帝御赐的“道南正脉”，前者为根据老照片复制的，后者为原物

讲堂两壁嵌“忠、孝、廉、节”四大字石碑，为清道光七年（公元1827）山长欧阳厚均刊立，传为朱熹手书

讲堂两边轩廊分立“整、齐、严、肃”四大字石碑，为清乾隆时山长欧阳正焕书，道光时欧阳厚均立

这两组大字碑刻皆为中国古代书法碑刻史所罕见

大厅四壁还嵌有历代山长的“书事齐严肃四字因示请生诸”碑、“岳麓书院学规”碑、“毕沅诗”碑等，均为清代碑刻

御书楼及复廊碑刻御书楼及复廊内也嵌有的大量碑刻，主要有“朱熹诗碑”、“重修岳麓书院记碑”、“文昌阁祭田契券”、“吴荣光江南述别诗碑”等

其中“朱熹诗碑”所刻的诗是南宋干道三年（公元1167）朱熹来岳麓书院讲学后与张栻同游南岳，在株洲与张栻告别，张栻作“送元晦尊兄”诗赠朱熹，朱熹以此诗作答

此碑为为清光绪年间巡抚吴大澂所刻，是岳麓书院历史的重要见证

“文昌阁祭田契券”碑系山长袁名曜于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勒石嵌立，是岳麓书院租田管理方面的原始资料，对研究岳麓书院教育经费、祭祀经费的来源有重要的作用

百泉轩园林碑廊建于1992年，刊历代遗碑13块及新制岳麓书院文献史料碑27块

在历代所遗碑刻中，有明刻“岳麓感旧诗碑”、清刻“道中庸碑”等，尤以“道中庸碑”最为珍贵，为清道光七年（公元1827）山长欧阳厚均修复道中庸亭时所刻朱熹遗墨

20世纪90年代新刻的27块碑分别为：善化县志载《岳麓书院源流》，宋代王禹偁《潭州岳麓山书院记》、王炎《论清岳麓书院堂长》、张栻《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陈傅良《建岳麓书院记》、朱熹《措置岳麓书院牒》、欧阳守道《赠了敬序》，元代吴澄《建岳麓书院记》、《百泉轩记》，明代杨茂元《后重修岳麓书院记》、李东阳《建岳麓书院记》、陈凤梧《岳麓书院志序》、黄衷《岳麓书院祠祀记》、李腾芳《重修岳麓书院碑记》，清代易宗涒《岳麓书院记》、丁思孔《重建岳麓书院记》、毛际可《重修岳麓书院记》、龙骧《重修岳麓书院记》、王文清《四公德政纪略》、欧阳厚均《新建崇圣祠碑记》、罗典《岳麓书院课艺序》、郭嵩焘《重建湘水校经堂记》及1993年杨慎初教授撰《岳麓书院重修记》

这些碑文反映了岳麓书院的历史沿革，是研究岳麓书院历史发展的重要文本

撰文者中既有著名政治家、地方官员，也有著名文学家和书院山长，他们本身在历史上都有较大的影响，这就更加凸显了碑刻更为广泛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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