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兼士学术贡献语言文字学沈兼士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一生致力于语言文字研究，最突出的成就是建立“语根字族”之学
沈先生的字族理论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祛各家之短而形成的
他总结了过去的右文学说、声训理论、音转学说以及王念孙的“因声求义”理论，扬弃了旧说的失误，吸收了国外语言文字学的某些方面，为研究汉语词汇、字族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可惜这套学说和研究成果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后代学者对沈先生的字族理论时时援引，但是进行系统总结和评价的却很少
沈先生的理论博大精深，众多细部之所以然，需要后辈学人反复地体味，并进一步发扬光大
先生曾经是“国语统一筹备会”的会员，“汉字省体委员会”的委员，“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委员
在建立汉语字族学方面，著有《广韵声系》（辅仁大学，1945年）一书，在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的经验与成果的基础上，将语义与语音结合起来研究，以文字为标音符号，从叙述谐声字发展的历史轨迹中，揭示汉语语根与派生词的亲族关系，即建立汉语的字族学
他认为这是建设汉语语言学的必要条件
《广韵声系》是其从汉字读音入手研究汉语字族的代表作
而《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3年）一文则是其从汉字形体入手研究汉语字族的重要著作
他认为右文说的作用在训诂学上可比较字义，把握语言的变化，而不致拘于汉字的形体；还可探寻语根
他研究右文说，把汉字作为音符，以此将形、音、义联系起来研究并探讨其间的关系，突破了《说文解字》因形取义的陈法
这是对古代语言研究的一大贡献，可启发后人注意对汉语语根之源的探讨，为汉语语源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为了进一步研究音符，他还著有《声训论》（《辛巳文录续集》，1941年）一文，认为义类相通，声类相同是声训成立的主要原因，研究声训义类，可证明古音的分部，也可确立汉语的字族
《广韵异读字研究序》（《益世报·人文周刊》1947年6月23日新7期）一文对中国文字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一字数音”的现象和古代有无四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汉语自古就有声调，声调变动是汉语单音节词最容易发生的必然现象，古代字音的声调本来就是“流动不居”的
他对语言文字的研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有二倾向：一为意符字之研究，一为音符字之研究
意符之问题有三：曰文字画，曰意符字初期之形音义未尝固定，曰意通换读；音符之问题亦有三：曰右文说之推阐，曰声训，曰一字异读辨
二者要皆为建设汉语字族学之张本
”（《声训论》）
此外，他还著有一些研究具体某个汉字的字族的论文及《段砚斋杂文》（1947年）一书
其批注的《释名疏证补》被辛德勇先生称为“阅读和利用《释名》一书的最佳版本”
文献档案学沈兼士曾主持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是著名的文献档案学家
整理清代遗留历史档案，为学术界开风气之先
辛亥革命后，清廷内阁大库档案流散，引起史界、文化界学者痛心疾首
他整理了内阁大库剩余档案
他认为，档案于一代政治、学术关系极大，整理档案之目的在于充分便利使用
提出挡案分类不同于图书分类，主张档案分类按机构、团体分类、在主持文献馆工作期间，档案分类是按机构分类的
后又取北京大学所藏汉文黄册1900余册，重加分类列目
汇编有《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蔡元培为该目作序，称他的整理工作“为阅览便利，有助于史学”
书法沈兼士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除语言学外，他的书法也颇好，虽然不及其兄尹默有名，但更多瘦劲之趣，少甜熟之累，亦自成风格
当年鲁迅编《北平笺谱》，曾请他题签，可见他书法的功夫
哲学史在中国哲学史方面，沈兼士也素有研究
冯友兰在早期北大曾是沈兼士的学生，他在《三松堂学术文集》中有一篇1935年所作的《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的演讲，其中谈到沈兼士时说；“沈兼士先生和胡适先生是表现两种不同的研究史学的态度
沈先生认为的中国哲学史的发创的时期比胡先生认为的早，所以沈先生对于秦以前的哲学以为仍有研究之必要，而胡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一书，认为中国哲学是应该自‘先秦时期’开始
”诗歌创作沈兼士的旧体诗、新诗都写得很好，但现在能见到的却很少了
文字起源学争议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沈兼士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字学，提出了文字既起源于语言又起源于绘画的文字起源的二元说，并且提出了文字画的概念，沈兼士的观点在建国前后引起争论，唐兰、梁东汉等人对沈兼士文字画理论进行了批评,唐兰的《中国文字学》1949年3月出版时，沈兼士已经辞世，我们不可能看到沈兼士对唐兰批评的回答
但是建国后文字学界还是客观地评论了沈唐关于文字起源的论争
经过论争沈兼士的观点受到普遍认可
从文字体系的角度来说，文字画的阶段是存在的，文字画可以说是汉字的源头
中国文字学在批评与反批评的论争中发展，文字源于图画的观点现已为大多数文字学者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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