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希祖主要观点他认为，历史之法，必为治历明时者所创

他引《汉书·百官志》，说太史令的职掌是负责“天时星历”，制定和颁布历法

西周以前，没有编年之史，西周以后，才有《春秋》

《春秋》之作必起于太史

因为太史有时间观念，能够发现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

但写作历史，不过是太史的私人事情，不一定是太史的专职

汉之太史，到后汉时还专掌星历，奏时节禁，记瑞历灾异

著作历史，反而在兰台东观

兰台东观，本是藏书之所，所以到东汉时，并没有历史官专职

至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隶中书

晋元康初，改隶秘书，专掌史任

南朝梁、陈时，又设置史学士，至此，才出现专职的历史官

由此，他断言：“西周以前，无成家之历史，魏晋以前，无历史之专官”

至于《史通·史官篇》说的“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朱氏认为，这是把书记官误以为历史官了

《汉书·艺文志》云：“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历纪成败存亡祸福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

朱氏辨之云：“道家伊尹太公管仲皆非史官；惟老子为柱下史，或云为守藏室史

柱下为藏书之地，老子实犹今图书馆长或图书馆书记耳，未尝作历史官也”（注：《中国史学通论》第10页）

总之，他斤斤致辨于书记官与历史官之区别，破除了千余年来历史官起于黄帝之旧说，不失为一种新见解

在论及未有文字以前的记载时，他说，此等记载，不出追记，便出伪托，且伪托之书，多为神话，不足以当信史

关于中国史学的起源，朱希祖以德国人郎伯雷希脱（Lamprecht）的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典籍给予揭示

郎伯雷希脱说：“历史之发端，有两元之倾向，皆由个人之记忆，而对于祖先尤为关切

两元者何？即所谓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是也

取自然主义形式者，最初为谱学，取理想主义形式者，最初为英雄诗”（注：《中国史学通论》第18页）

朱氏赞同这一理论，认为中国史学的产生，也不外此例

“小史所掌奠系世辨昭穆之谱牒，及春秋以前颂美祖先之诗，皆我国历史之萌芽也”（注：《中国史学通论》第19页）

谈及史学的发展，他又引用了郎氏理论：“谱学进而为年代纪（吾国称为编年史），英雄诗进而为纪传”（注：《中国史学通论》第21页）

从原则上讲，朱氏认为这一理论是正确的，但具体到中国史学上，又不完全是这样

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是“诗最先，纪传次之，谱系又次之，年代纪最后”（注：《中国史学通论》第21页）

对此，他进行了详细的考辨，颇有古文家的治学风格

关于这几种史体出现的时间及其相互关系，还可以进一步考辨，但朱氏这种试图发现中国史学产生的规律性的研究旨趣，还是值得肯定的

朱氏还对史学和史料进行了自觉的区分，如他说：“小史外史所掌，皆系谱牒政令之属，可称史材，未成历史，断非鲁春秋等所可比拟也”（注：《中国史学通论》第18页）

“春秋以前，年代不明

虽历人亦多争执异同，此谱系之所以不能称为历史也”（注：《中国史学通论》第20页）

史学要有明确的时间、空间要素，没有这些要素，史学不足以成立

如《尚书·尧典》篇，所载史实前后延续一百五十年，“实为本纪之权舆”，但与司马迁的本纪相比较，《尧典》的不足在于年代不明

《尚书·皋陶谟》，纯为记叙之体，“实为列传之权舆”，但与《史记》中的列传相比，《皋陶谟》不书皋陶为何地人，这是史学上空间的观念尚未发达的缘故

《尧典》《皋陶谟》继英雄诗而起，是史学还处于幼稚时期的作品，而司马迁的《史记》，则是在年代记（即编年体）发生之后，史学已达进步之时的作品

朱氏通过史学要素的有无显晦，说明史学的萌芽、产生，较为清晰地展示了史学进步的脉络

《中国史学通论》的第二部分是“中国史学之派别”

朱氏认为，史学有两大派别，一是记述主义，一是推理主义

上文提到史学的发端，有两元倾向，即自然主义和理想主义

这两主义都包含于记述主义史学当中，但随着理想主义的渐次进步，即产生推理主义，于是出现记述主义与推理主义两派史学的并立

孔子修《春秋》后，出现《春秋》三传

记述主义表现为《左氏春秋传》，推理主义则为《公羊春秋传》《谷梁春秋传》

记述与推理两主义，其发展之难易，各不相同

中国记述主义，得以长足发展，而推理主义，自汉以后，渐次衰微

推理主义的发展，除凭借记述主义的发展外，还必须有哲学、社会学为基础，“于物心两界及宇宙全体，透澈悖悟”

而我国既无系统之哲学，又无求实证之社会学，所以推理主义不能发达

朱氏所论的记述主义和推理主义，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讲的历史编纂学和历史哲学

也就是说，中国史学，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发达，而在历史哲学方面发展不足

这正与欧洲人对中国史学的评价相似

事实上，中国的史学思想、历史哲学也是相当丰富、相当发达的，不过它在表述形式上有自己的特点，精湛深邃的史学思想往往被更为发达的历史编纂学所掩盖

朱氏只看到了表象，而没有进一步去探索，故他得出的结论，与欧洲人一样，都是较为肤浅的

由于他认为中国推理主义史学不发达，故他于推理主义史学，略去不谈，只论述了记述主义史学

他把中国史书分为七类：编年史、国别史、传记、政治史、文化史、正史、纪事本末等，并对各类史书的源流、得失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中国史书类别繁多，各代目录学分类标准不同，所分类别也有很大差异

如《隋书·经籍志》将史书分为十三类，而《四库全书总目》分为十五类，且各目不完全相同

朱氏的分类虽不很严谨，各类之间不少可以相容，但也毕竟把多数史书作了归类，并对它们的特点予以比较正确的分析

他还纠正了《史通》中的一些观点

如刘知几对司马迁立《秦本纪》《项羽本纪》提出批评：“霸王者即当时诸侯，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

朱氏评论说：“子玄以成败论人，实非公论”（注：《中国史学通论》第74页）

刘知几批评司马迁列传杂乱，说：“寻子长之列传也，其所编著，唯人而已矣；至于龟策异物，不类肖形，而辄与黔首同科，俱谓之传，不其怪乎？”朱氏说：“子玄以为传以记人，志以记事，自是唐代俗见，昧于传记之原

不悟子长列传，原有以人为纲以事为统两类，以事为统，后世谓之丛传，又称汇传，盖书志之记事，重在政治，汇传之记事，重在社会，例如平准书与货殖传，皆记财货之事，而其注意实有不同者也”（注：《中国史学通论》第75页）

对刘知几轻视史表、重正统偏霸之分等等，朱氏也提出了批评

朱希祖对《史通》的评论，得到以后许多史学史研究者的认同，罗香林评论说：“此书驳正《史通》数十条，均为精深之论”（注：《中国史学通论·序》）

这个评论并非溢美之词，是能够成立的

关于中国史书体裁的变化，朱氏这样论述道：“此六类之史，皆由简单而趋于复杂，又由混合而趋于分析，如先有春秋（以时间分）、国语（以地方分）、纪传（如禹本纪、伯夷叔齐传，皆先《史记》，以人分）、书（如《洪范》《吕刑》亦开《史记》八书之体，以事分），而后有《史记》《汉书》，此由简单而趋于复杂者也

先有《史记》《汉书》之书志汇传，而后有各种分析之政治史及文化史，此由混合而趋于分析者也”（注：《中国史学通论》第35-36页）

这个认识符合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也揭示了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

史学由简单而复杂，标志着史学的进步：“《史记》以前，史之各体，固已有之

司马迁特混合各体以为一书耳

此史学进步之征也”（注：《中国史学通论》第71页）

由混合而趋于分析，这看似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但却是更高层次的回归，是螺旋式的发展

此外，他还论述了现当代史的重要性，说：“史学要义，以最近者宜最详，良以当代各事，皆由最近历史递嬗而来，其关系尤为密切，吾国史家，颇明斯义”（注：《中国史学通论》第77页）

他以《史记》《汉书》及历代正史的修撰、私家修史的风尚为例，进一步说明重视现当代史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综上所述，朱希祖的《中国史学通论》，从外在形式上，勾勒出了中国史学产生和发展的概貌

虽然还很简略，但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

《中国史学通论》就内容看，属于史学史的范畴，主要从史官、史书体裁的变化两个方面阐述了史学的成立和发展

但朱氏是把它当作史学概论来看的，“史学史”的概念在他那里（至少在这本书里）并不像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当中那么自觉和明确

1940年代，在讨论大学史学系教学大纲时，他主张设立中国史学史，同时又认为“史学史、史籍举要，亦当用其一种，不必重设”（注：罗香林：《朱逖先先生行述》，《文史杂志》第5卷，第11、12期合刊，1945年）

说明中国史学史在他心目中，与史籍举要还没有本质的区别

可见，对于如何建设这门学科，他的认识依然是模糊不清的

朱希祖对中国史学研究的贡献，我们要给予充分的肯定，但他的局限性，我们也要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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