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史学研究历史地理顾颉刚对历史地理的关注渊源较早,1928年顾颉刚在中山大学任“古代地理研究”,在《古代地理研究课旨趣书》中提到:“集录《禹贡》《职方》《王会》《山海经》《淮南地形训》等文,看他们对于‘分野’、‘分州’、‘四至’、‘五岳’、‘四裔’、‘五服’等主张是怎样的,如何从不同而变为同,如何从想像而变为事实”
这体现出他一贯的治学思路,整理、排比史料,看史实之间的异同与流变
“古史层累说”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解释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有三层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
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
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对于上述三个意思,顾颉刚在文中都一一做了具体的说明
如对第一点,顾颉刚指出,自西周至春秋初年的人对于古代原本没有作出历史悠久的推测
据《商颂》和《大雅》等史料,当时只把本族形成时的人看作始祖,也只认定每个民族各有自己民族的始祖,并没有许多民族公认的始祖
而另外有一个禹,则不是祖先而是神
《商颂·长发》云“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是说商的国家是上帝所立的,是在洪水茫茫之中,上帝叫禹下来布土,而后建立商国的
因此他提出了这样的论断:“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而不是人
” 他相信王国维关于《商颂》是西周中叶宋人所作之说,因而认为“这时对于禹的观念是一个神,到鲁僖公时,禹确是人了”
因为《鲁颂·门必宫》里曾说,禹是先“奄有下土”的人,是后稷以前的一个王,后稷是后起的一个王
由于当时传说中还没有黄帝、尧、舜,所以《诗经》中就不说后稷缵黄帝或尧、舜的绪,而说“缵禹之绪”
他说,“商族认为禹为下凡的天神,周族认禹为最古的人王(有天神性的)”, 并且由《长发》知禹与“夏”不发生关系,到东周末年的《论语》中二次连称“尧、舜”,一次连称“舜、禹”,于是禹之前有了更古的尧、舜
在《论语》之后,尧舜的事迹编造得完备了,于是有《尧典》《皋陶谟》《禹贡》等篇出现
作《论语》时,尧、舜的观念还是空空洞洞的,至《尧典》等篇,尧、舜都有事迹可举了
从战国到西汉,伪史得到充分的创造,出了不少更古的帝王,自从秦灵公在吴阳作上、祭黄帝,经过方士的鼓吹,于是黄帝立在尧舜之前
自从许行一辈人抬出了神农,于是神农又立在黄帝之前
自从《易·系辞》抬出了庖牺氏,于是庖牺氏又立在神农之前
自从李斯一辈人说有天皇、地皇、泰皇,于是三皇立在庖牺氏之前
自从《世本》出现,于是古代各帝王世系大备,都成了黄帝的子孙
自从《春秋命历序》说从天地开辟到《春秋》获麟共二百二十六万年,于是天皇十二人各有一万八千岁
自从汉人和苗族相交往,把他们的始祖接了过来,于是盘古成了开天辟地的人,更在天皇之前
因此顾颉刚总结说:“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
汲黯说:`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造史很好的比喻
” 顾颉刚的这个论断,把一向被认为绝对可信的我国古史系统从根本上予以推翻,把人们原来熟知的那些古帝先王说成是子虚乌有,顿时在学术界及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震撼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打破了史学界长期以来信奉圣贤、以经典所载的圣贤之言行作为研究标准的局面,启迪了人们的心智,解放了思想,进而推动了中国古史研究的进步
在顾颉刚及古史辨派的推动下,古史界对古书的研究、古书著作年代的考订、古代民族史的研究,特别是对古史传说的研究,均取得了很大成绩
自从顾颉刚提出尧、舜、禹等古史传说中的帝王有神性的问题以后,史学界便开始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并引发了学者们对古代宗教和神话的研究,如杨宽、童书业等对古史传说的探索,郭沫若、闻一多对古代宗教和神话的专门研究
他们的研究廓清了有关古史的荒谬传说,区别了古代神话传说与真正的古史,促使多数学者把“三皇五帝”归入了史前史的范围
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量的考古发现一再证明中国的文明起源不限于黄河流域,由此可见,顾颉刚在“层累说”基础上提出的“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等理论是富有创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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