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历史沿革大同，古称平城，隶属雁门郡
地处山西省、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三省交界
背靠蒙古高原，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因刘邦北击匈奴被困平城白登山（今大同东北）之史实而闻名
平城位于内外长城之间，武周塞扼据汉民族与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间的交通要道，它“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据天下之背”(《读史方舆记要》卷44《山西·大同府》)，实为战略要地和中原地区的北大门
拓跋珪迁都平城之后，这里便成为鲜卑拓跋部的根据地，也是当时亚欧丝绸之路东端的国际型大都会
从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起，经历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三帝66年东征西讨，先后降柔然、荡漠南、吞北燕、灭北凉，结束了十六国长期割据的历史，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
随着“廓定四表，混一戎华”(《魏书》卷4《世祖纪下》)，我国北方相对和平稳定时期的到来，向魏都平城大规模的移民和建设同时展开
从公元398年拓跋珪迁都平城，至494年魏孝文帝再迁都洛阳，平城作为北魏的首都和我国北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历96年之久
佛教源于印度
公元1世纪即我国西汉末期至东汉初期经陆路传入中原，经过长期不断的演变，在封建政权的支持下，佛教日益适应华夏民族的特点，逐渐变成了中国式的佛教
汉代的统治者普遍信奉道教的“黄老之学”和神仙方术，因外来的佛教教理也能被视为“清虚无为”之道而和黄老之学相提并论，故逐渐为帝王所崇尚
北魏皇帝崇尚佛教经历了一段漫长过程
道武帝拓跋珪既好黄老，信奉道教，也阅读佛经，礼敬名僧
他下诏在京城（大同）为沙门始建佛塔、佛殿、讲堂和禅室，请赵郡沙门法果担任道人统，统辖僧徒
明元帝拓跋嗣亦如其父，道、佛二教并奉，从京城到各地广设佛像，还命沙门“敷导民俗”
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拓跋焘灭掉佛教发达、塔寺甚多、僧人工匠无数的北凉(今甘肃张掖、平凉一带)，使凉州佛教东传，迎来了北魏佛教的兴盛期
在统治者的倡导下，修塔建寺，象教弥增，僧人众多，甚至妨害了国家扩充兵源，于是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废佛事件
太武帝于太平真君七年(446年)下诏毁灭佛法，致使“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魏书》)
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后，为巩固统治，下诏复法，佛教便以更大的势头发展起来
文成帝复法的直接结果，就是云冈石窟的大规模营造
云冈石窟主要洞窟的石雕造像即在六十多年(460-524年)的时间内建成
文成帝在和平初年(460年)接受高僧昙曜的建议，“于京城西武周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携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魏书·释老志》)
这就是云冈开凿最早的著名昙曜五窟(16-20窟)
历史沿革时代历史沿革北魏公元460年，文成帝令沙门统昙曜（音坛耀）开凿石窟，将其地址选择在位于平城西郊的“神山”武州山
开凿了五所石窟，现编号第十六窟至第二十窟，为当时开凿最早的所谓“昙曜五窟”
云冈石窟的开凿始于北魏文成帝复法后的和平年间（460-465），兴盛于孝文帝都平城的太和年间（477-494），衰微于迁都洛阳后的北魏后期（494-525） ，前后约60多年
此后的东魏、北齐、隋及初唐，平城改为云中郡恒安镇治
唐代初唐以后，平城呈现萧条景象，云冈石窟的建设因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未有大项工程
据金皇统七年（1147年）曹衍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记》载："贞观十五年（641年），守臣重建"；唐慧祥撰《古清凉传》卷上（古今胜迹三）记载，当时有一位俨禅师"每在恒安修理孝文石窟故像……以咸亨四年（673年）终于石室"
辽金辽兴宗、道宗时期，辽皇室曾对武州山石窟寺进行过延续十年之久的大规模修整
修建了石窟前接木构窟檐的通乐、灵岩、鲸崇、镇国、护国、天宫、崇福、童子、华严、兜率十座大寺，并对一千余尊佛像进行了整修
辽保大二年（1122年）金兵攻占大同，"寺遭焚劫，灵岩栋宇，扫地无遗"（《大金西京重修华严寺碑》）
金皇统三年至六年（1143-1146年），住持法师禀慧重修"灵岩大阁"（今第三窟外的阁楼），"自是，山门气象，翕然复完矣
"（《金碑》）
元代武州山石窟寺庙院尚存
明代大同云冈再度荒废
云冈之称始于明嘉靖年间，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路经大同，留部将张天琳驻守后清军入关攻占大同，云冈寺院再遭兵燹，沦为灰烬
清代清顺治八年（1651年）云冈寺院得以重修
现存第5、6窟的木构窟檐和寺院即为此时重建
1696年，康熙皇帝于冬日回銮巡幸云冈寺并御书匾额"庄严法相"
清乾隆年间云冈石窟亦曾有修葺
近代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云冈石窟的主要洞窟和窟前木结构建筑（第5、6、7窟）均保存完好
1952年设置专门保护机构，石窟文物得以妥善保护，并对公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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