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马蒂亚·森论争传统《惯于争鸣的印度人》是阿马蒂亚·森的一部论文集，讨论的问题广泛涉及印度的社会、文化，历史、哲学、宗教、政治、教育、文学等很多方面
这部书的专业性虽然不那么强，但仍旧不乏作者撰写学术著作所一贯具有的文雅之风和雄辩之气
全书分作四编，各有四篇文章，书名所用的，便是第一编第一篇的篇名
如此冠题书名，显然表明森对于印度人“争鸣”传统的重视非同一般
而这种重视，当然自有缘由：在他看来，争鸣的存在，固为民主政治的特征之一；若问源流，则争鸣也是民主政治的滥觞
依照印度人的经验，他为我们展示出这样的社会发展逻辑：争鸣——宽容——民主政治
如前所述，阿马蒂亚·森深切关注民主问题
《惯于争鸣的印度人》这篇文章，可以看做是长文《作为普世价值的民主》中有关印度部分的延展，内容自然也大为丰富
他在文中提到的史实，以及他所提出的观点，都值得我们认真思索
森将印度人喜好并且长于辩论的传统追溯到公元前8 世纪开始的奥义书时代，乃至更早的吠陀时代
诸奥义书可称婆罗门教的哲学性的论著
它们讨论祭祀仪式、物质、灵魂和人生奥秘等问题，意在寻求终极真理以及可以使人获得解脱的知识，实际上是对于当时婆罗门祭司擅权腐化，祭仪繁缛现状的反动
此后思考之风转盛，沙门思潮兴起
沙门是当时出现的自由思想家的统称，他们的观点多与占统治地位的婆罗门思想相对立
公元前7—前4 世纪的印度，是一个列国纷争，攻伐不休的时代，思想上和宗教上也是异说蜂出，宗派林立，争鸣激烈
丧失人心的正统婆罗门教陷于危机，佛教和耆那教等顺应时代的需要，以各种革新面貌出现于历史舞台
森有一个观点，即“对于宗教正统观念的挑战往往来自社会弱势群体的代言人”
佛教，举例来说，就是这样的“代言人”
它由于摒弃种姓制度而代表了众多较低种姓的利益，从而吸引了他们，壮大了自己
释迦牟尼的说教带来了佛教的成功和一次思想解放
然而，森的理论要点，尚不在论辩的成功，而在体现于论辩之中的宽容，乃至不同观点之间的理解、体谅和尊重
他提出印度历史上四个赫赫有名的伟大人物——阿育王、阿克巴、泰戈尔和甘地，以他们为例，指出在这个国家中，自由表达与充分宽容的精神源远流长而又深入人心，并对近现代的印度政治，产生了正面的影响
阿育王（公元前272年—前242年在位）是孔雀王朝的第三位国君，曾经建立起古代印度最大的帝国，版图几近南亚次大陆的全部
《阿育王经》等数部汉译佛典中载有大量关于他的生动故事
他是通过激烈的争权之战弑兄而得王位的，后又于公元前260（262？）年发动了残酷的征服羯陵伽国的战争，造成了数十万人伤亡
巨大的灾难带给他沉重的精神负担，终于使他幡然悔悟，决定改行和平国策，宣扬“正法”
“正法”以少行不义，多做善事，慈悲、慷慨、真诚、纯洁为要旨，集中体现了当时优良的宗教道德
执政中期，他皈依了佛教
不过，他并未固守一己的信仰之私，而是以国事为重，倾全力消弭当时已经发展得十分严重的教派冲突，并以诏书的形式提出要求： 1. 宣传构成一切宗教本质的共同东西，作为大家的对话语言与调和基础
2. 通过克制对别派宗教的批评并进而学会互相尊重，培养各教派之间的团结意识
3. 召开宗教会议，使不同宗派的代表人物经常会面，通过教义上的争论和切磋，缩小他们的距离，消除彼此的对立
4. 提倡学习异己派别的经典，使自己成为多知多闻的人，以利于摆脱狭隘的宗派观念
阿育王自己亦身体力行，广泛会见不同派别的宗教领袖，并向他们布施
他甚至为被佛教斥作“邪命外道”的正命派开凿洞窟，供其使用
他的正法政策为经历了数百年动荡的印度社会带来了30年和平，阶级矛盾和宗教矛盾明显减少，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生活在稳定中有所提高
阿育王具有明确的宗教信仰，但是他却以世俗君主自期
森所赞赏的，正是他这一点
他特别提出阿育王鼓励不同宗派的人公开表达自己观点的做法，认为这种宽容的开明政策正是印度政治家民主意识的表现
历史事实证明，正法政策的实施，的确给阿育王时代的人民带来了安定和幸福
阿克巴（1556年—1605年在位）是莫卧儿王朝的第三代君主
该王朝在他的治下趋于鼎盛
若论文治武功，自13世纪初德里苏丹国建立，至19世纪中叶莫卧儿王朝彻底覆亡，六百余年，穆斯林统治者中能出其右的，没有一人
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实行开明政策的结果
他主动放弃了个人信仰的偏见，诚恳邀请各派宗教学者到他的宫廷上来，倾听他们的说教
他还常将不同教派的领袖人物召集在一起，辩论和研究各种宗教和社会问题，以辨明同异，消除误解，进而摆脱宗教矛盾，求得社会生活的和谐
无论伊斯兰教、印度教，还是佛教、耆那教、祆教或基督教，乃至无神论者，他都一视同仁
作为具体措施，他废除了非穆斯林的人头税和香客税，允许各宗教建立寺院，自由传教，对于被迫改宗伊斯兰教的人亦听任恢复原来信仰，不加干涉
政府的职位向一切人开放，不问所宗
每遇重大的非伊斯兰教节日，皇宫也和民间一样，举行隆重的庆典
1579年6月22日，阿克巴宣布自己拥有对伊斯兰教所有问题的最高裁决权，进一步集帝王与教宗于一身
1582年，他创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名为“圣教”
它是一种具有泛神色彩的一神教，力图冶印度当时的所有信仰于一炉
他的这一尝试终因信众寥寥而失败，但是他内容广泛的宗教宽容政策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而给印度社会带来了普遍的和谐与繁荣
在阿育王和阿克巴的时代，显然，宗教宽容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政治宽容
事实上，在印度历代统治者中，允许不同宗教发出声音，对于它们的宗教活动采取宽和态度的并不乏人
笈多王朝的三摩答剌·笈多、7世纪北印度的戒日王、14—15世纪的毗阇耶那伽罗王朝诸王等，都曾以善待异教信徒而著称
重要的是，他们的态度是名副其实的宽容，从不以效忠本朝本教为异教存在的前提，把它们变成自己的附庸
泰戈尔和圣雄甘地同为举世景仰的近代印度杰出人物
他们一为文学巨匠，一为政治伟人，又都是见解独到思想家
不过，森在这里，在他的《泰戈尔与他的世界》一文中提出讨论的，不是他们的共性，而是他们的差异
出身、教育，以及献身事业的不同，使他们在思想理念上存在着深刻的分歧
比如，对于甘地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提倡的手纺手织，泰戈尔不仅不赞一词，而且苛评有加
甘地相信它意味着印度的自我实现，也有助于打破贫富之间的藩篱，达到民族团结的目的
泰戈尔则认为纺车在经济上没有意义，在促使人们思考上，也无帮助
甘地后来喜欢独身生活，泰戈尔则相对率性
甘地相信偶像在启发民智上有其效用，泰戈尔则认为人民任何时候都不应被当做孺子来对待
在认识论上，泰戈尔相信事物真伪的裁定，必以观察结果为根据，因而偏重理性，而甘地则有时会倾向于某种宗教性的臆断，似乎并不排除天人感应的存在
对于民族主义、殖民主义、爱国主义、经济与社会发展等问题，他们也各有看法，且直率发表
然而，泰戈尔虽然对甘地的观点多有批评，无所忌讳，但是对于他的品格却极为钦佩
他从未从个人角度批评过甘地，相反，对于他为祖国所做的一切，却一向不吝赞辞
他们之间难免会有误解
对此他们未必不知，但这却绝不妨碍他们彼此直言，亦不担心直言会带来伤害，从而危及他们的友谊
分歧和对立，无伤于敬慕和尊崇
我们从他们的友谊中看到了什么是伟大情怀
这样的情怀，在森看来，正好反映了印度源远流长的发言、论辩、存异、宽容这一传统的优点
印度人喜好争鸣，意味着论辩环境的存在
这种环境的特点，就是宽容和忍让，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强势宗教对于异己教派的宽容和忍让
以强凌弱，非不能也，不为也
如此形成的，必是多元社会
多元社会存在的长远意义，即在保证了通向近现代世俗主义政体的道路可以畅通
如前所述，对于强势正统观念的挑战，往往来自弱势无权的群体
允许他们表达诉求，乃是民主政治得以建立的基础
印度今天奉行的世俗主义的现代民主体制，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这是森的逻辑
这也是印度社会发展实际走过的道路
森对于印度当前存在的弊端批评毫不容情，但是谈到自己祖国的民主制度，他却颇为自豪：“政党在赢得选举之后执政，在输掉选举之后走人
媒体一直大体自由，新闻界一直持续报道、审视并抗议
公民权利一直被认真对待，法院在追究违法行为方面一直相当积极
军队一直安稳地驻扎在兵营之内
”（《与命运之神的幽会》）这里他所说的，正是民主制度的要件
凡是宣称已经实现民主的，都须一一检点
缺一不办，即是欺诳
“民主制度是与公众议事和互动说理密切相关的
”“民主就是让公众讲道理
”（《惯于争鸣的印度人》）“沉默是社会公正的强大敌人
”（《不平等、不稳定与不平之鸣》） “政治——与教会相对——意义上的世俗主义，要求国家与任何特定宗教团体分离
”（《世俗主义与不满因素》）这些就是森通过他的文章教给我们的朴素道理
或问这样简单的道理难道要教？面对印度的“对话文化”（《印度：大与小》），以及由此文化传统发展出来的健康体制，反观我们自己已经有人深刻总结的“表态文化”、“检讨文化”、“宣传文化”， 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听他的话，仔细想想，不会学不到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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