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儒学成就胡适在儒学上的贡献，并不在于他如历代儒学大师一样有一套独特的儒学理论，但是，他不仅将儒学从封建统治意识形态的装扮中解放了出来，使得儒学在新的环境中能自由的发展，同时，也在文化上建立了新范式，开了新风气，“新范式的基础即是新方法”，如“新语言”、“新文字”、“新工具”
胡适赋予了儒学新的使命和任务，改变了传统儒学以治经为主、小学为途径，以仅仅读经作为传承手段的狭隘方式，在儒学重建上，注重以哲学价值理论为重点，推动了传统儒学向现代化转变的一个过程
在儒学的问题上，胡适的思想具有一种强烈的表面反差
一方面，胡适批判走向歧途的儒学——儒教
儒教作为意识形态化的儒学，它始于西汉，贯穿于后世儒学发展的整个过程，对儒学的后来走向影响很大
胡适在对儒教的批判中提倡把孔学与后来的儒学区别开列
他认为，后儒没有继承和发展孔孟儒学的精髓思想，而逐渐把它宗教化
并坚决的反对任何以儒家文化为基石的现代形式的“中体西用”论；另一方面，在一些公开的场合尤其是在众多国际性的会议上，他又一再的衷心地赞扬孔子和儒学，在《胡适自传》中说道“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
我对十二世纪‘新儒学’的开山宗师的朱熹，也是十分崇敬的
” 他认真地指出了儒学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真诚希望儒学的自由精神能在人类的将来发扬光大
并在《中国思想史纲要》中，胡适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合理因素概括为三点：人文主义、理智主义和自由精神
在胡适看来，中国固有的文明并不是完全没有保存下来的价值，只不过是需要经过现代文明的科学方法的洗涤和澄清以适应现代中国的需要
胡适这方面的首次尝试即体现在他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方面，此外最重要的实践便是“整理国故”运动
因此胡适对中国近三百年来的学术研究作了总结
他把整理国故或国学研究纳入了他的“中国文艺复兴”的范畴之内
胡适的这一思想也贯穿在对“儒”之问题的具体思考
胡适在对待儒家学术思想以及因儒家思想而衍伸出来的封建伦理体系及社会风俗方面有着非常明显的态度差异，而在胡适的儒学观体系中，“原儒”、“后儒”、“儒家”“儒教”“孔教”等概念也有着较为明晰的区分
胡适儒学观的学术史意义，不仅表现在他将作为封建社会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还原为百家争鸣中的一家，褪掉了其独尊的地位，更在于他对传统文化得以重建的重大努力与贡献，使得中国的文化得以走向现代化
胡适说：“在我看来这个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一环，便是对我国固有文明作有系统的严肃批判和改造”在当时的情形下，不进行严肃的批判就起不到应该具有的效果，所以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号召打倒孔家店、提倡妇女解放、个人自由等等突破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的束缚，对后儒的批判毫不留情，才取消了儒学几千年来服务于封建的统治任务和一家独尊的地位，还原它在百家争鸣时期平行于其它各家的身份和地位
新文化运动对儒学中的颓废气息作了狠狠的打击，当时激烈的新文化运动为儒学的重建树立了新的目标，在儒学内部为传统文化的发展扫除了许多障碍
他在为传统文化的发展清扫道路的同时侧重在哲学价值理论方面重建儒学
胡适三十年代曾作《说儒》，在此之前，胡适有关儒学的重要著作都已经出版，如民国八年（1919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民国十四年（1925年）的《戴东原的哲学》等，因此可以说，胡适在《说儒》这篇文章中的观点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观点，完全可以作为胡适儒学观的一个重要代表作
《说儒》不但是胡适治学的巅峰之作，也是民国十九年（1930年）代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成就的代表作
胡适在《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和《说儒》两篇文章中提出了很多具有开创性的思想论断和一系列的重要学术观点，新鲜的如“儒是殷民族教士”，“孔子不是‘儒’的创立者，而是儒学的中兴者“等， 还从“儒’’的原始意义着手，认为“儒”最先是柔弱之意，通过孔子对旧儒观念的改造与创新，儒家才得以显扬和光大，同时将“修己以安人”作为儒家哲学里面的新概念，也是极具意义的
这些言论在当时国内儒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也为胡适在当时中国正统的上层主流学术界，尤其是居于社会主流地位的儒学界赢得了一定的学术地位
从这些方面入手，胡适的儒学成果揭示了儒学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脉络，也重新展示了儒学的重要历史地位，“适之先生这篇《说儒》，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我国国学现代化过程中，一篇继往开来的划时代著作……适之先生这篇文章之所以不朽，便是他杂糅中西，做得恰到好处
再者，胡氏此篇不但是胡适治学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最光辉的一段时期，所谓‘三十年代’的巅峰之作
我国近代学术，以五四开其端，到三十年代已臻成熟期
那时五四少年多已成熟，而治学干扰不大，所以宜其辉煌也
这个时期一过以至今日，中国便再也没有第二个‘三十年代’了
适之先生这篇文章，便是三十年代史学成就的代表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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