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外交成就争取美国援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9月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9月，胡适任驻美大使达四年之久
胡适和陈光甫受命赴美求援时，美日矛盾尚不突出，美国政府的主要注意力放在欧洲，在亚洲则立足于维持现状，美日关系十分微妙
罗斯福总统、汉斯·摩根索财长等人虽已意识到援华抗日的重要性，但国会中存在着严重的孤立主义倾向，商界则力图与日本保持经贸关系，不愿得罪日
与国外形势相对应的国内抗战局面则是广州、武汉相继失陷和国民政府的低效与混乱
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胡适提出“苦撑待变”四作为争取美援的根本方针，反映了当时中国面临的严峻处境
对于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的外交成绩，很多人评价都不高
比如，耿云志先生就认为，胡适“任使四年，尽管奔波忙碌，但从纯粹外交角度看，成绩实在太平常
” 胡适在美完成的第一大使命，是在武汉沦陷后不久，促成美国政府给予中国第一次借款即桐油借款，以及随后的华锡借款
胡适到任之时，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正在苦苦寻找援助中国的办法
虽然罗斯福已下定援助中国的决心，但美国国会中此时仍存在着严重的孤立主义倾向
为避免不必要的纠缠，罗斯福授意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研究可能的援华方案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9月，摩根索在巴向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表示：如果国民政府派两年前与美国政府签订《白银协定》时的金融家陈光甫赴美，则有可能找到粮食信用贷款的途径
与美方谈判之前，陈光甫对国内可作贷款抵押的各种产品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在美国财政部驻华参赞尼克尔森的建议下，选定桐油作为贷款抵押品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陷
当晚，摩根索专门邀请胡适与陈光甫到家中做客，宣布贷款一事
胡适后来致函摩根索，再三强调这是个值得纪念的夜晚
在信中，胡适对于“桐油贷款”的成功，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正当中国局势危急的时候，这笔钱，对于中国真有救命及维持体力的作用，也是心脏衰弱时的一针强心剂
而由此‘桐油计划’确立，……中国国际信用大加改善
关系之重大，不言可喻
”在胡适和陈光甫的努力下，美国国会还修改了每个国家从进出口银行借款累计不得超过3000万美元的限制，不论是否有过借款历史，规定每个国家以每次借款2000万美元为限，并同意再次贷款给中国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6月下旬，罗斯福向国会提出了一个建议，为了恢复经济繁荣，应该拿出巨额资金用来贷款，其中有部分是专门促进国际贸易的
这使中方外交、金融代表们看到了争取第二次战时借款的机遇，随之投入了紧张操作阶段，目标锁定为滇锡，条件较前次更为优惠，当年11月底已经基本谈妥
谁料这次借款的办理更是波澜不断，特别是孔祥熙在借款正式生效后发来的要求取消滇锡抵押的电报，更是彻底否认了借款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一度使胡、陈二人陷入尴尬地位
二人只好同国内据理力争，一方面又复同美方相关人士进行解释，事情再三停顿，后来终于得以依照原案签订完成
相对上一次借款，对借款本身干扰的因素主要是外交政治方面，因此作为驻美大使的胡适付出的精力和智慧——特别是他自己所说的“容忍”都超过以往，借款最终得以成功
胡适协助陈光甫，先后达成2500万美元的桐油贷款合同和2000万美元的滇锡借款，后做协助宋子文达成中美一亿美元的信用贷款合同，对于中国抗战是巨大的支持
阻止中立法案推动搁置美国中立法案，是胡适就任驻美大使后的当务之急
他积极奔走于白宫与国会之间，与罗斯福总统会谈多次，与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更是频繁接触，力言此案关系中国抗战利害，终于推动该案被搁置，这是中国对美外交的一一个成功
由于一战后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势力兴起，美国政府自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间通过了一系列中立法案，禁止美国向参战国售卖武器以及相关军事物资
这一法案成为美国援助中国抗战最大的障碍
外交部在胡适上任之初，给胡适的外交任务之一就是要促使美国修改中立法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初，美国总统罗斯福开始推动国会修改中立法
当时的修改议案的要点是取消强制性武器禁运条款，改为采用“限购自运”的方式进行物资交易
也就是说美国原则上不主动向英法输出武器和军事物资，但是不阻止英法自己开船到美国本土采购武器并运回本国
这个议案主要考虑的是让美国可以支援其欧洲同盟，但是忽略了东亚这边的情况
胡适看出该法案一旦通过，会对中国抗战产生不利影响
因为日本可以开船到美国来自购武器和物资，而缺少海洋运输能力的中国则要大大吃亏
胡适为此多方奔走于白宫与国会之间，多次与罗斯福交谈，力言此案与中国抗战的利害关系，同时努力推动修法向对抗战有利的方向调整
修改中立法议案最终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7月被搁置，虽然没有通过对中国不利的议案，但是也没有使得中立法向中国向中国更有利的方向发展
不过罗斯福为了表示对中国的补偿，宣布准备废除《美日通商条约》
反对美日妥协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0月，日军进攻武汉、广州，中国政府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
高层内部有主张直接与日本媾和的
蒋介石则希望美国总统罗斯福出面调停中日战事
受美国国内形势的限制，罗斯福认为调解的时机未到，婉言拒绝了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9月，欧洲大战爆发，整个国际形势都极为紧张
9月8日，罗斯福约见胡适，提出远东战事调停的可能条件，其中包括东三省由中日“共用共管”一项
罗斯福希望援引此前不久英美共用共管Canton岛和Enderbury岛的先例，由中日两国“共用共管”中国的东三省
胡适听了感到着急，离开后马上去查这两个岛的情况，他发现，不论面积，还是人口，这两个岛屿显然都没法和中国的东三省相提并论
胡适当然对罗斯福的提议感到震惊
抗战初期，中国政府高层一直希望罗斯福出面调停中日战事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9月28日，《纽约时报》上还登出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和美国合众社记者的长篇谈话，公开主张美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
对于美国方面，胡适采取避而不见的方法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9月8日以后的四十天里，胡适不去拜见罗斯福总统，只是托好友特别留意白宫的主张
胡适甚至也不去见财政部长摩根索，把借款的事情也拖延了两个星期
10月里，胡适费尽苦心，起草了一个说帖交给美国外交部，表明中国能够苦战下去，并且列出中日和谈的八点困难
胡适在说帖中特别指出，东三省“共用共管”的主张是无法实行的，因为中日双方实力悬殊、仇恨太深；慕尼黑和谈的前例表明，仅仅要求弱者作出领土牺牲并不足以维持和平
胡适起草的该说帖实际上是很委婉地否定了罗斯福的调停主张
（1950年，胡适写成一篇长文“Chinain Stalin’sG rand Strategy”，文中提及了罗斯福主张东三省由中日“共用共管”的这段旧事，认为Canton岛和Enderbury岛的先例在罗斯福脑海中根深蒂固，影响了他在雅尔塔会议上的决策，使得苏俄在这次会议上骗取了中国的东三省） 对于中国政府，胡适则采取了欺瞒的做法
可以肯定，罗斯福的调停主张，胡适一直没有向外交部和最高当局汇报，这对中国抗战的走向客观上起了积极作用，胡适用他自己的努力挫败了国内与日本媾和势力的企图和高层的妥协倾向
由于美国逐步加紧对日经济约束，日本亟需缓和日美关系
美国方面因德国进军苏联，美德战事难以避免，想要缓和远东地区的压力，进而产生了与日本妥协的想法
双方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4月通过秘密谈判拟定了一个《日美谅解方案》
10月份东条英机组阁后，确定了对美外交交涉的最后期限为12月1日零时，如不成功则发动武力
为此日本加强了对美国交涉的努力，让驻德大使来栖三郎赴美，与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一道向美国政府施压
重庆政府探听到日美秘密和谈的消息，让胡适去核实，胡适和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几次会谈，后者都告诉他美国日和谈毫无进展
但是到了11月下旬情况忽然有变
11月22日，赫尔召见中、英、奥、荷四国大使，宣布美国有意和日本签订临时协定，并告知美方草案
胡适当即表示反对，24日赫尔再次召见四国大使，胡适仍表示反对，并于次日向美国务院提出正式抗议
26日，胡适与宋子文一起见了罗斯福，二人分别向罗斯福痛陈利害，在最后关头扭转了罗斯福对日妥协的念头
据说一向温文尔雅的胡适“第一次在美国最高领导人面前发了脾气
”美日谈判破裂，成为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直接导因，给中国的抗战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
推进文化外交作为大使，胡适最大的努力，还是坚持到各地巡回演说
他积极努力与美国政府人士建立良好的关系，充分发挥学者的优势，频频参加集会和演讲，大力开展“民间外交”，着重向美国朝野宣传中国抗战的国际意义 ，以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了解与信任，力陈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力图打破美国颇为浓重的孤立主义情绪
胡适后来回忆在美任大使数年，赴全美各地演讲400次多
可见胡适演讲的场数之多，受众之广
胡适在任期间发表演讲之多，是很多外交官都望尘莫及的
胡适使美期间大使馆秘书傅安明将他在美演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把中国抗战比喻为美国独立革命时期的苦斗，希望美国援华，一如当年法国之援美”；“第二类是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9月欧战全面爆发时，他的演说在强调中国绝对不会对日妥协，并指出中国抗战和欧洲战事密不可分”；“第三类强调中国是为全球民主而战”
胡适抗战宣传的内容很大一部分是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看似与抗战没有直接关联，其实正体现了胡适对抗战更深层次的体认
胡适将中日之战看作野蛮与文明、极权与民主意义上的战争，在此意义上胡适比较了中日现代化的不同，论述了中国是民主国家，都是为了说明中国的国家性质有别于日本军国主义
他花费大量精力演说，谈民主中国的历史基础、分析民主与极权的冲突、比较中日现代化进程的不同，在许多人看来，不但是缓不救急，简直就是不务正业
其实胡适在“对美宣传上和他在国内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的策略是一致的，在社会改革上，他主张从文化的议题入手，而不是直接走政治改革的道路；在对美宣传上，他也经常是文化取向的，而不是直接谈军事和政治问题
”在胡适看来，“演说《中国的文艺复兴》此种无关战事的讲演比直接的宣传为更有效
”中国待援需求不可能单靠政治外交凭空完成，对美外交应着重建立和增进中美两国间的了解与信任，向美国社会介绍他们一贯生疏的中国文化，是“一种看不见的慢功”，因此胡适凭着对中美两国文化的熟稔，以其极富魅力的演讲，发挥了一位文化使者的作用
胡适作为“学者大使”，改变了以往外交家着眼于驻在国在朝势力的做法，在与美国政界高层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深入美国各界，广泛宣传中国抗战，而且多从历史文化层面展开，显示了与职业外交家截然不同的外交风格，颇具文化外交的特色
为了取得最好的造势效果，胡适不得不采取一种与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相适应的宣传方式，一反他在国内要求民主、自由，反抗独裁的政治主张，千万百计地将中国纳入现代民主国家，彰显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现代意义，体现了胡适的良苦用心
纵观胡适宣传演讲的内容，胡适选择贴近美国人民生活的方式，抓住美国人民爱好自由民主的传统，从维护美国全球秩序和战略利益等角度展开宣传演讲，使中国争取援助的诉求能够得到美国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胡适“诚实而公开”的外交风格，充满激情而又洋溢着理性说服力的演讲，赢得了美国公众的同情和支持
胡适在行色匆匆，奔走全美，四处演讲，广交朋友的四年里，以其诚恳态度和学问声望，博得了罗斯福及其内阁以至整个美国知识界和舆论界的尊重和欢迎
据胡适的学生吴健雄说，美国友人告诉她，“华盛顿政府上下人员”对胡适“都是崇敬备至”
罗斯福多次在致蒋介石电函中称扬胡适，王世杰曾亲见罗斯福给蒋介石信上有“于适之信赖备至”等语
胡适还积极促成由他的美国老同学发起成立了“美国不参与日本侵略委员会”，聘请前国务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为名誉会长，这个民间组织在影响美国制日援华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同时，他还详述中国抗战的艰苦情形和准备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赢得了广泛的同情
就像《纽约时报》当时的评论说的：“重庆政府寻遍中国全境，可能再也找不到比胡适更合适的人物……他所到之处，都能为自由中国得到支持
” 听众反映”胡先生最善于演说，他写稿极其用心，内容极其丰富，诉说极其动听，故事中见真理，严肃中带风趣，讲者滔滔不绝，听者久久不倦，他不单在演说中结交了许多朋友，并且引起日本舆论的愤怒与抗议
”他的成百次演讲，增进了美国各界、各阶层对中国抗战的了解与同情，促进了美国社会普遍支持中国抗战的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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